1.准确把握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四种常见表现形式，还把“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作为兜底条款。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这四种常见表现形式直接等同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详言之，第(一)项不能理解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就能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该项的完整意思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样，第(二)(三)(四)项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具有“以伪造、变造、作度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担保的”，或者“没有实际履约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或者“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相保财产后逃匿的”情形,就可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实践中也可以找出大量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或提供虚假担保,或收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财物后逃匿,却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案例。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该条规定的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四种常见情形也不是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根本标准。不能认为具有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等情形，就足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采用前述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的，并不构成贷款诈骗罪，而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该款不能理解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就能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该款不应理解为:持卡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就能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只要信用卡持卡人透支，经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归还，就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做法是欠妥的。

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必须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古有目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关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关于有价证券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均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构成这些罪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该条规定的“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等情形,一般足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法条没有强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但确有证据证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不应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对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应当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的完整意思，准确地加以理解。例如，司法解释规定有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逃匿等情形，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凡有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逃匿等行为，一律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结合相关条款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的本意是指:行为人采用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提供虚假担保、携款逃匿等手段逃避返还骗取的财产的，能够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逃匿等行为不是为了逃避返还财产,则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积极运用经验常识来判断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犯罪属于自然犯，是一种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犯罪。它区别于违反法律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法定犯，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普通人可能不需要借助于法律知识，凭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就能判断哪些行为属于诈骗。因此,对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直觉和经验的作用有时比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大得多，也更加准确。例如，对于拆迁安置过程中弄虚作假获取安置利益的行为，如果单纯地进行概念分析，它似乎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行为，可以定性为诈骗罪；但是，如果运用普通人的直觉进行判断，我们将会发现这种行为与常见的街头诈骗、电信网络诈骗以及经济生活中的诈骗相去甚远。这时，我们应当相信普通人的直觉而不是概念分析。因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很多法律概念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什么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什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什么是“财物”，都会产生歧义。法律推理的过程有时会布满陷阱,有的概念很容易在推理的过程中被偷换，把推理引人歧途。因此,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必须接受经验的验证,未经经验验证的逻辑结论是不可靠的。

近年来，个别司法人员脱离法律规定，不尊重长期形成的司法经验,根据自己对法律理论、法律概念的片面理解来分析判断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把一些普通人不认为是诈骗的行为论证成诈骗，把一些新型经济业态说成是新型诈骗，由此导致诈骗罪的打击范围不当扩大。这种做法违背了常理常情，执法尺度超越了普通人的预测可能性，使得一些毫无诈骗犯意的普通人也面临被刑事追究的风险。这种倾向是应当引起重视和加以纠正的。

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都是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办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对普通人直觉和经验法则的尊重。事实上，司法解释规定的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携款潜逃挥霍赃款等情形已囊括了常见的能够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司法机关办理绝大多数案件，只要严格执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就能对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作出正确认定。实践中要克制权力扩张的冲动,不得随意创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以避免办出奇奇怪怪的诈骗案件。对于少数特殊案件，需要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其他情形”的，也应当遵循司法解释的精神,尊重普通人的直觉和经验法则。

3.欺骗行为造成的损失能够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一般不宜认定为诈骗罪

诈骗并不泛指一切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只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有较大社会危害的骗取财物行为，才构成诈骗。将能够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的骗取财物行为排除在诈骗犯罪之外，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之所以把诈骗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因为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他人财产权益,犯罪分子骗取他人财产或者隐匿了身份、住址，或者没有留下被害人主张权利的证据,或者将骗取的财产挥霍、藏匿等，被害人无法通过正常的民事救济途径维护其权益,不采用刑事手段制裁不足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正是在民法不敷用的情况下，才产生了刑法。因此，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不能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行为。欺骗行为尚不严重，不影响被害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一般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应当把被骗的财产损失能否通过民事救济途径予以挽回作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判断标准。例如，王某向他人借款十万元，取得借款后明确表示不想偿还，但其向出借人出具了真实姓名的借条，出借人知道其家庭住址，其本人也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执行。这种情况下虽然根据其本人的口头表示似乎非法占有目的明确，但出借人的损失能够通过民事途径加以救济，没有必要将这种行为定性为诈骗罪。

当然，能否通过民事途径救济是针对一般情形而言。在某些特殊案件中，被诈骗的财产也能够通过民事救济途径予以追回，但只要采用该种欺骗手段造成的财产损失在通常情况下不能通过民事途径加以救济，就不影响诈骗罪的认定。

4.在罪与非罪界限不明的情况下应当坚持疑罪从无

诈骗案件的罪与非罪界限并非经渭分明。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案件。有些案件证据情况基本相同，但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并不相同。例如，同样是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借人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甲案的被告人打算归还借款，乙案的被告人并不打算归还借款，但两案的被告人在供述时都声称没有诈骗故意，这时就很难查清哪个案件的被告人有诈骗故意。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本身就不清楚。例如，民间借贷和诈骗、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有时很难作出区分。有的案件中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并非十分明晰，时而想骗，时而不想骗。于是,在罪与非罪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模糊地带。对于这类罪与非罪界限不明的案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无疑应当适用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但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确的案件，能否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则存有争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的案件也应当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该《意见》要求:“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人刑标准,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防范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防止选择性司法。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对于罪与非罪法律界限不明的案件,不急于将其纳人刑事打击的范围，先观察段时间，等一等，看一看，等对相关问题研究透彻、考虑成熟后，再决定是否入罪，才是审慎的、稳妥的。对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业态，如果未经充分调研了解情况，就急于表态、妄下结论，把一些不规范的经济行为解释为诈骗，轻易动用刑罚手段，这无论对于保障人权、保护产权，还是激发社会活力，鼓励民众创业创新，都是不利的，此种情况应当注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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