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源于苏联，完善于大陆法系，受中国古代刑法“有罪推定”之影响。而现今已明确为“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相结合”和“无罪推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附条件逮捕”逐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一、从确立到取消

1、确立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采取以下措施……”这就是“附条件逮捕”的最初法律依据。

２、限制

2013年4月19日，最高检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明确了“附条件逮捕”的概念及适用范围，强调了“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的重大案件”可以适用“附条件逮捕”。这其实是将“附条件逮捕”的范围进行了缩小。

3、取消

2017年4月28日最高检发布《关于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的通知》，“附条件逮捕”在审查批捕中已不可适用。

二、评论

“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确有必要”，这些词语很可能导致主观的擅断，如果后期发现证据不足，将会给检察机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附条件逮捕”，本身也是一道给检察机关的难题，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究竟后期侦查能否查到犯罪的确凿证据，谁也无法保证，检察机关会因为“附条件”而承担不小的风险。

而在证据未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是一种公权力对法律的僭越。

从社会效应来看，不可否认的，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不少人更相信“人情”，而不是法律，“附条件逮捕”恰恰体现了在法律之外人（特别是有权力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对于嫌疑人而言，假设其是有罪的，那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其采取逮捕，会让其蔑视法律，法庭判决之后，其很可能会认为自身所承受的“刑罚”不是因为自己违法犯罪的结果，而是有人（主观）想“整治”他，不利于对其教育与改造；假设其是无罪的，其更加相信公权力的巨大威力，而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仰。

恰逢我国写有“保护人权”的新《刑事诉讼法》颁行，或多或少地也影响了最高检下发《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对“附条件逮捕”的适用范围限制，更多是考虑到“重大”刑事犯罪对社会的巨大危害，在这一意见中，“附条件逮捕”的程序也细化了，说明适用之时是“审慎的”。其实在确立之初，明确“检委会讨论”等程序，也是比较谨慎的表现。

我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大踏步进行中，“附条件逮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已经取消，这是积极而稳健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