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以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结局在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中尘归尘，土归土了。鉴于案件已决，苏律师认为可以畅所欲言了。此时苏律师联想起若干年前的许霆案。许霆因自动取款机故障，取了若干多的钱，最后被认定盗窃罪成立，一审被判无期，二审改判五年。

   这两个五年似乎有点巧合。

   同样是有争议的案件，同样是界于“罪与非罪”之间，其引起的网络讨论也是同样地激烈。

   法律尤其是刑法，是一种评判，其最基础的标准是社会危害性。许霆在面对自动取款机故障时，多取了钱，其发生机率之低，其危害性之评判，确实比较难以把握。于欢面对一帮人的纠缠，愤而击杀，是否为正当防卫，有一定争议，其危害性也是存在的。

   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一般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是比较重的罪了，五年是一个比较居中的刑期，比较中庸。判了五年，可能会平衡各方面的压力，类似于民事调解的效果。而在有些语境之下，平衡或者调解却是在妥协的基础之上，曾有学者对其诟病。通俗说，妥协基础上的平衡或者调解是对正义的亵渎，是没有正确实现公平的结果。

   法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法律眼中的事实是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其与客观事实之间的不同不容忽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法律可以追求到的公平正义也是受到局限的。中国古代以“刑讯”来追求案件真相，有时的确是无奈之举。因为老百姓更关注的是客观事实，更希望“客观事实”通过“犯人”（有罪推定）的口，变成法律事实。

   从这个角度上说，平衡也许是另一种选择。法院认可于欢防卫过当，但造成了死亡与重伤的后果，如果判决十年，也并非是错误的，但因为这样的“平衡”，判了五年，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公诉机关的强大，辩方的巨大努力，都是力量的博弈，但网络上的演绎却是凭添笑料（以“孝道”与“情色”来引起关注），不了解案情的“评论”都应受到置疑。其实司法更需要远离喧嚣，唯此，法官才能接受客观的“内心确认”，才能实现或者无限接近“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