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原告傅某与被告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慧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付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付某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9月30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诉讼中，傅某变更诉讼请求为：付某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12月10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付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分别于2019年6月24日、2019年8月底向傅某借款150000元、100000元。傅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转账均备注“借款”。2019年12月2日，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约定于2019年12月5日前一次性还本。但付某仅于2019年12月5日偿还150000元，余款100000元经傅某后经多次催讨均无果，傅某遂提起诉讼。

付某未作答辩。

傅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股东会补充协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付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均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傅某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4日，付某通过微信向傅某发送“文辉：15万元借我”，傅某回复“我今天乔迁，中午先转您6万，月底再9万，可以吗”，付某答复“可以”。2019年9月29日，傅某通过微信向付某发送“我借你10万，明天早上转你”，付某回复“好的”。

傅某分别于2019年6月24日、7月6日、7月7日、9月29日、9月30日通过其账号为62×××42的银行账户向付某账号为62×××87的银行账户转账60000元（分两笔每笔30000元）、4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共计250000元，转账附言均备注“借款”。

2019年12月2日，傅某与付某签订《股东会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傅某与付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各自股份（俞某占股51%，傅某2占股49%）全部转移给法人代表陈某1、陈某2，并配合陈某1、陈某2在2个月后将福州某科技公司申请注销；付某同意在双方转让股权当日偿还傅某欠款250000元。傅某自认付某已偿还150000元。现傅某以付某未依约偿还剩余借款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9年12月9日，福州某科技公司的投资人（股权）由俞某、傅某2变更为陈某。

本院认为，傅某主张付某向其借款250000元，虽未提交借条等债权凭证，但其提交的双方聊天记录、银行转账流水、《股东会补充协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付某向其借款250000元的事实。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东会补充协议》约定，付某应于股权转让当日偿还傅某250000元借款本金，结合股权转让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以及傅某自认付某已还款150000元，故傅某主张付某偿还尚欠借款本金100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傅某可主张付某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故其主张付某自2019年12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付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付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傅某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12月10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40元，减半收取1220元，由被告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