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BC 427-BC 347）

独裁制、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到底哪种政治制度最为理想？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试图通过探讨政治制度的起源而找寻答案。

柏拉图认为，原始社会的人类是“天真幼稚”的，因为他们不懂得城市生活特有的战争技术（通常所谓“诉讼”和“党派斗争”）。

政治起源于单个家庭中的强权政治（dunasteia），由于原始社会地广人稀，人类互相隔绝，单个家庭成员受到最年长成员的统治，“他们向之弯腰的权威即是家长的权威”。

随着人口的增加，单个家庭合并至家庭联合体中，社会出现了分散式的贵族政体或君主政体，进而城市开始慢慢建造起来，城邦间在征服与吞并中，开始出现政体共存的多民族制。

在政体共存的社会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幸存下来，而有的国家却被毁灭？

柏拉图认为，是国王对理性判断的失误与无知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那个时代的国王们首先受这样一种情况的支配——希望得到超过实在法所给予的”，对此，柏拉图认为一流的立法者需要运用比例规则，预防没有理性的灵魂在人群中树立起绝对的权威。将单一的王权一分为二、给予28位长老与国王同等的权威、“五长官”制都是将权力限制在合理的比例上的措施。

柏拉图抨击波斯人的独裁统治，认为统治者制定政策是为了维护自己权威，迫使人民处于完全服从的状态。而对于雅典当时的民主制，柏拉图嘲讽到，波斯人的制度是最高度的独裁，而雅典则走向极端的自由。

在柏拉图看来，一切其他形式的制度的母体是君主制或民主制，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应该将两种母制结合起来，而非各自走向极端。

（雅典卫城）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立法目标，在柏拉图看来，大多数人所谓的正义乃是国家服从于这样或那样的个人统治。“不是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是伪法律。当法律仅有利于共同的特殊部分时，它们的制定者就不是公民，而是党派分子”。

对此，柏拉图认为那种保证强有力的极端的权威的立法一种错误，立法的每个细节都应围绕着一个单一的目标——最高的美德。

立法者的作品不仅要保障和强化善良人，使他们沿正义之路前进，对于恶人，则应当在可能的限度内，使其从作恶的德性中解脱出来。

柏拉图指出，由于立法者难免忽略许多细节，实施法律的人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并改进这些细节，柏拉图的论述运用至当代社会，即是司法解释的制定。

立法的唯一目标是美德，柏拉图引用赫西俄德的语录告诉世人，通往罪恶之路是平坦的，而通向美德的道路既遥远又陡峭。

（柏拉图学院）

法律是一条强有力的绳索，与各种力量相互拉扯、牵引，而我们被绳索拉着到处跑，此来彼往，穿过邪恶与美德的交汇线。

在柏拉图看来，绳索的拉力要求我们永远顺从，且传导着“计算”的力，把人类的痛苦、恐惧、快乐、信心加以计算，当这些计算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政策来表述时，就获得了“法律”的名称。

柏拉图还提到了祖宗的法律（习惯法），习惯法是整个社会框架的粘合剂，把一切成文的和制定了的法律同还未通过的法律联系起来，被人们本能地遵守，并包围和庇护了现在的成文法。

“统治者不应以统治得好，而应该以服务得好而感到骄傲——并且首先是服务于法律”。柏拉图直言到，只有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是法律的奴仆，国家才能发展得好。

柏拉图称以上论述为法律的序言，在法律的细节方面，柏拉图对各方面展开了深刻的论述。

在法庭方面，柏拉图设计了三级法庭，即初级法庭、中级法庭与优秀审判官。

在刑事审判程序上，公诉人应先做一个简单的发言，接着是被告人发言，再然后是资历最深的法官在两人发言之后作交叉询问，一直继续完全弄清辩论各点，并保证所作出的判决是公正和正确的。

柏拉图虽未作进一步设计，但可见柏拉图所描绘的刑事法庭是公诉人与被告人作为主体双方平等对抗。

作为法官，柏拉图认为法官在作出判断时需要很高的道德标准，不但要有鉴赏力，还要有勇气。法官听取的是观众的意见，而不能受到乌合之众的大叫大嚷的影响，否则是在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并被观众教导，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在国家治理的层面，柏拉图指出“死刑”是国家清理的刑罚手段，有效却应尽量避免。为控制人口应实行限制生育政策，反之则授予荣辱标志刺激高出生率。关于艺术，其提出了“秩序意识”与“天然的正确性”。在教育上，柏拉图首次提出了男女应享受平等的教育。

尽管柏拉图的许多论点论证与逻辑论述、社会偏见在当今看来存在不完美之处，不可否认的是，《法律篇》似法律星空里的一颗北斗星，影响了后世的一大批法学思想家，引领着后世对法治统治的探索。

何为法律？作为一名律师，在法庭上，法律是决定诉讼输赢的工具。然而我们深知法律的意义绝非仅此而已，它与国家统治、政治经济交融在一起，传递着历史的声音，跨越时空，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