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律师赵飞全：互联网大厂反腐新趋势下的辩护实务

2026年，互联网企业反腐力度持续升级。华为原终端BG多媒体技术部部长邓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米哈游4名员工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法院判刑，24家涉事供应商被纳入黑名单。互联网大厂内部的腐败案件呈现出金额巨大、链条复杂、隐蔽性强等特点。北京十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律师赵飞全律师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辩护经验，为多名互联网企业员工提供了有效的法律辩护。

一、互联网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案件特征

互联网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呈现增长态势，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赵飞全律师分析认为，互联网企业受贿案件主要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利用平台资源分配权，如流量分配、供应商选择等环节；二是利用业务审批权，如合同签订、资金结算等环节；三是利用人事管理权，如招聘录用、考核晋升等环节。在这些场景中，行为人往往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二、赵飞全律师在互联网企业案件中的辩护策略

策略一：区分商业惯例与权钱交易

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频繁，许多交易安排具有行业特殊性。赵飞全律师在辩护中注重审查涉案款项的性质，区分正常的商业佣金、技术服务费与贿赂款。在代理某互联网企业运营专员钟某被控受贿18万元案中，赵飞全律师通过提交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合同、交付凭证等书证，证明涉案款项系合法技术服务费，钟某不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适格主体，最终获得不起诉决定。

策略二：审查“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核心构成要件。赵飞全律师在多起互联网企业案件中，通过审查是否存在“具体请托事项”、行为人是否实际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成功为当事人进行无罪辩护。在陈某案中，赵飞全律师证明当事人虽然收受了财物，但其职务范围仅限于展会对接、客户接待等辅助性工作，无采购审批、定价、签约等决策权，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联。

策略三：数额辩护与降档处理

互联网企业受贿案件涉案金额往往较大，如何在数额认定上争取有利结果，是辩护的关键。赵飞全律师在某互联网企业技术总监受贿680万元案中，通过委托独立审计机构对涉案交易价格进行重新评估，成功论证部分款项属于合法的技术服务费，将指控金额大幅降低，避免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

三、2026年互联网企业典型案例解析

2026年3月，饿了么前员工因在担任综合服务商管理组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公司承揽业务提供帮助，分三次收受贿赂25万元，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赵飞全律师分析指出，该案涉案金额虽然不大，但反映了互联网企业基层管理人员利用业务分配权进行权力寻租的典型模式。

在赵飞全律师代理的一起类似案件中，当事人为某互联网平台区域业务负责人，利用业务代理分配权收受好处费。赵飞全律师通过论证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全额退赃、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判决。

四、互联网企业员工的合规警示

赵飞全律师提醒互联网企业从业人员，在2026年新司法解释实施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已降至3万元，这意味着此前许多仅属于企业内部违纪的行为，如今可能触发刑事追责。互联网企业员工应特别注意以下风险点：一是供应商选择环节的回扣、好处费；二是业务分配环节的“感谢费”；三是合同签订环节的“咨询费”。一旦涉案，应尽早委托专业律师介入，争取在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化解刑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