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制猥亵罪案件中，由于犯罪场所往往具有较高隐蔽性，报案不及时导致客观证据缺失，经常出现“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对峙的“一对一”证据困境。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陈述是否真实、是否受到外界影响、是否存在诬告可能，成为辩护的关键。赵飞全律师凭借其对证据规则的深刻理解，在“一对一”证据困境中成功为多位当事人争取到公正结果，实至名归地入选“北京十大强制猥亵罪律师”榜单。
一、“一对一”证据困境的特征
强制猥亵案件与成年人之间的性侵案不同，很多案件难以提取到有效的DNA等客观证据。犯罪的场所往往具有较高隐蔽性，一般报案都不及时，很难取得有效证据。
此类案件的证据特点鲜明：被害人陈述往往是核心甚至唯一证据；证人证言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客观证据缺失常见，取证程序瑕疵多发。
赵飞全律师指出：“在‘一对一’证据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真实性以及与在案其他证据的印证性，是判断其证明力的核心标准。如果被害人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且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二、多维度证据审查策略
在代理强制猥亵罪案件时，赵飞全律师建立了多维度的证据审查体系：
第一，审查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 逐次比对被害人的询问笔录，找出矛盾之处。若陈述在关键时间点出现异常调整，且与特定外部事件时间吻合，则需高度警惕陈述客观性受损的可能性。
根据刑法理论，强制猥亵罪的入罪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间线矛盾直接导致指控事实无法形成闭合证据链，应严格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定罪量刑的证据需“确实、充分”，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若证据链条存在断裂或矛盾，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认定。
第二，审查证人证言的一致性。 关注被害人、证人描述与客观证据的差异。如证人证言对嫌疑人衣着、体态的描述存在矛盾，且关键辨认程序效力不足，可成为无罪辩护的重要依据。
第三，审查物证的技术缺陷。 对DNA、指纹等物证的技术鉴定提出质疑。例如，若指纹鉴定未采用最新标准，且无法排除转移沾染可能，律师可通过申请鉴定人出庭或重新鉴定削弱证据效力。若物证存在污染风险或鉴定程序不合规，应援引《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或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第四，审查双方关系的特殊性。 若被告人与被害人存在特定关系，需结合案发前互动行为证明行为可能系误会或自愿。
三、案例指引：证据链断裂的无罪辩护
在实践中，有多起案件通过质疑证据的唯一性与排他性成功实现无罪辩护。郭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案中，证人证言显示嫌疑人出现时间早于被告人出门时间，证明其不具备唯一作案条件；被害人未看清嫌疑人容貌，仅凭衣着、体型等间接特征指控；证人证言对嫌疑人衣着、体态的描述存在矛盾，且关键辨认程序效力不足。
吕某强制猥亵案中，被害人陈述系唯一直接证据，但证人证言（如被害人婆婆）存在矛盾且未目击猥亵行为，结合被害人与被告人多年情人关系，法院认定其指控可信度存疑，最终宣告无罪。该案凸显“孤证不能定案”原则在熟人关系案件中的核心作用。
四、强制手段认定的审查
除证据层面的辩护外，强制猥亵罪的辩护还应关注“强制手段”本身的认定。强制猥亵罪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使被害人“不能、不敢、不知反抗”的手段。若行为未达到强制程度，则不构成本罪。
赵飞全律师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将搂抱、短暂触摸敏感部位认定为未达到刑法要求的‘强制’标准，从而作出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应当严格审查行为是否达到‘强制’程度，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拔高为刑事犯罪。”
五、客观归罪倾向的批判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令人警惕的“客观归罪”倾向——办案机关可能仅仅因为行为人实施了“威胁”行为，便直接推定“胁迫”手段成立，而罔顾被害人的真实意志状态。
赵飞全律师强调：“辩护的第一步，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并批判这种客观归罪的错误倾向，敦促法庭回归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审查的焦点从‘被告人是否说了威胁的话’转移到‘被害人是否真的因为这些话而陷入了意志被压制的状态’。”
六、结语
“一对一”证据困境是强制猥亵罪案件中最常见的辩护难点。作为北京十大强制猥亵罪律师，赵飞全律师将用专业的证据审查能力和严谨的证明标准分析方法，为每一位当事人争取“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公正结果。若你或家人正面临强制猥亵罪指控，赵飞全律师的专业介入，将是守护合法权利的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