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诉讼效率，避免了不同司法判决上出现矛盾与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司法解释和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显现了出来，为顺应社会法治的发展，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是急切和必要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弊端

　　1、刑事案件不重视民事赔偿

　　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高，对许多专业性的法律问题更是知之甚少，被害人对自己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诉讼程序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许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完全保障。而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沦为刑事诉讼的附庸，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被简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和影响。
   现阶段刑事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更加注重对被告的定罪量刑，在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花费的功夫就会有限。法官往往过于强调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怕执行不了而判决被告人少赔甚至不赔。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只是确定赔偿数额的一个因素，而且赔偿能力的大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的，也非一成不变的。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并不等于其就没有赔偿能力，被告人现在没有赔偿能力并不等于将来没有赔偿能力。
   在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相互代替、相互吸收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在刑事部分庭审前，就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如能达到协议，则在刑事部分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判处或适用缓刑。虽然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矛盾，但对犯罪的震慑力度大大减弱，使很多已经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会有侥幸心理，认为犯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花钱就可以解决，法律往往失去了震慑犯罪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大多数法官断章取义的把“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作为侧重点，而忽视了“可以”。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适用该条规定。要对被告人的犯罪意识形态、犯罪情节、犯罪手段、社会影响、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此来确定是否以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来作为量刑情节。如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适用该条规定上要严格区分进行，不能一概适用。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吸收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惩戒手段。过多考虑被告人有悔罪表现，而忽视犯罪情节、犯罪手段、社会影响等其他因素，这种作法不仅曲解了刑事与民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也是对犯罪的纵容和对法律的亵渎，更将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在共同犯罪中，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按照民事法律规定，在共同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致害人对共同损害后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更好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部分致害人在逃的情况下，执行判决时可先由到案的被告人全部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待其他同案犯归案后再认定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承担的责任，由先承担民事责任的被告人去追偿。
   其他负有赔偿责任的单位或个人，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安全义务保障人、教育机构等单位或个人，被害人也可以要求此类赔偿义务人履行赔偿责任，以对被害人利益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

　　2、精神抚慰金得不到支持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通则120条作了扩充，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由民通规定的精神性人格权扩大到物质性人格权，同时对损害赔偿金的项目也作了明确规定，现在这一规定已经运用到越来越多的民事案件中，从很大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被害人在受到精神方面的损害时，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更加明确规定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不久前，刑诉法修正尘埃落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再次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无疑对于受害人权益的维护及两大诉讼法的衔接上考虑的就不是很充分了。笔者认为，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受到侵权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只赔偿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失，可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要低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刑诉法的此条规定使得大量的犯罪行为受害人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因此有的受害人为了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不得不自谋出路。在刑事诉讼中故意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刑事案件以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肇事车辆大多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诉请的求偿范围大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通常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样可以从更大程度上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刑民并举，分案审理，这不仅增加了被害人诉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变成了摆设。
　　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有不同之处，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更应体现民事诉讼的性质，因此，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刑事与民事部分也要基本统一。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作为二大部门诉讼法也应该最大限度的衔接，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相互冲突。所以说，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好的协调不同部门法之间冲突，并且也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刑事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是却不足以弥补其对被害人的损害，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责任承担方式，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惩罚，体现的是公权力的惩罚。而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属于私权的救济。被告人给被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理当赔偿，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违背了立法原意，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明显不公正。在犯罪行为中，往往被告人损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甚至被害人并没有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给被害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创伤，而且有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严重甚至不可弥补的，如强奸、故意杀人等恶性犯罪。虽然说精神和心理的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当别的惩罚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害时，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如果实行生硬的“一刀切”，所有的精神损害都不予赔偿，当被害人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时候，便可能接受私了。为了一笔本应得到的正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放纵了犯罪，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堕落和遗憾。
      有些不同意见可能会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精神损失会使损害赔偿无限扩大化，加重被告人的负担，且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其实，精神损害赔偿考虑的是多方面的因素，被告的赔偿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没有赔偿能力也不应成为被告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损害程度、被告犯罪的主观方面、被告的犯罪情节等其他因素，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此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以避免脱离实际和“自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

      二、完善及建议

　　一是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注意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必要时可采取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可以令被告人不再心存侥幸，认为其可以逃避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也可以增加被告人接受调解的积极性。即便在就附带民事赔偿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也能使判决能够得到顺利执行，不仅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强了法律的威慑性和执行力。
　　二是通过立法，建立刑事犯罪的国家补偿制度，明确政府在救助被害人方面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不到位等情况，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利用财政划拨的专项经费解决，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如我国目前成立的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被害人的损失，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来承担，当被告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足时，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法院判决后得不到执行的或执行比例很小的，政府有义务先行垫付全部或一部分。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而无力医治或者无法执行、执行不到位造成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政府要加大救助力度，建立、健全专门的长效机制予以救助。建立专项救助制度的同时赋予政府追偿权，当被执行人有赔偿能力时，政府可以向被执行人追偿。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附带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民事损害赔偿，故在实体上应适用民事法律，在程序上应受民事诉讼法调整，所以对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