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暴力事件的背后

　年初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砍人、爆炸一类的犯罪事件好象在全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黑龙江一家德克仕餐厅的爆炸案、湖北一所小学的劫持人质事件以及刚发生的杭州“7.5”公交车纵火案都在警示我们：中国已进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频发时代?

　　分析上半年全国的暴恐事件，绝大部分的事件非政治性恐怖袭击。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暴力袭击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上升演化而来的。目前，公安部好象还没有上半年此类案件的权威数量解析。其实这样的统计是很有必要的。有了统计才能够进一步分析此类案件日益增多的原因，才能够下猛药治本。

　　如果试着分析下去，经济原因和大量诉求的客观存在是发生这类案件根源。总体来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界线。贫富差距大以及不能公正合法地获取社会财富是暴力袭击事件日益增多的最深层次原因。贫富差距大和社会不公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扭曲。大量社会不平等现状时时刻刻冲塞和洗刷着他们的视听。弱势人群长期普遍形成的是压抑、无法改变现状、自身权利很难很少能得到维护的心理和思想。现实中，当拆迁或征地纠纷不能得到解决时，就想通过劫持人质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当生存得不到解决创业多次失败时，通过爆炸来敲诈的念头和行为就出现了。当诉求没有渠道得到解决感到无助甚至绝望时，焚烧公交车的极端行为就出现了。

　　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不公，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但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大政方针能够对症下药收到初步疗效。大众诸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告诉我们，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社会不公依然普遍存在!普通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众的社会保障很差。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很低，按现行水平，年满60岁的老人每月能领到200元左右的养老金，其实这样的水平称其为最基本生活补助还更贴切一些。绝大部分农民觉得，这年头靠儿靠女都靠不上，还是通过打工来攒钱养老稳当些。所以工地上和其它做苦力的地方满头银发、喘着粗气的老人多得是!老不能安、老无所依，对比贪官和明星的生活和做作，真想吐上一口口水!城镇低收入群体，相当一部分人还买卖不起社会保险，再遇上大病或残疾，生活就完全无助了!农民工工资、工伤、矿难、土地和房屋征赔、政策和补助落实、环境和食品安全、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等等热点和老大难问题，行政职能部门既是心知肚明，也是无能为力!他们更多担当的是消防队的角色，而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政府作为前瞻性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有的角色。当这些社会矛盾大量长期存在时，任何可能的偶发事件都极易把这些矛盾上升演化成为暴力犯罪事件!如果说暴力袭击事件是皮肤上的红痘，阴阳失衡而上火的社会矛盾就是红痘出现的机体。

　　上火了，即使不吃药，身体也该有调节和免疫功能。但社会的调节和免疫功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机构，我们是有的，还比较健全。但很多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比如妇联和工会，只能从理论上讲，妇联是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而实际上呢，工会和妇联在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上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呢?在农村，相当数量的妇女在家暴和离婚中吃尽了苦头，妇联做了多少工作起了多大作用?有多少吃尽苦头的妇女和儿童会想到妇联，会寄希望给他们去解决问题?又比如，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和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农民工工资被长期拖欠，工伤特别是严重的工伤，能够得到法定赔偿的劳动者又有多少?在这些社会矛盾的旋涡中，工会又在哪里?你见过多少工会人员主动到厂矿企业调查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事情吗?

　　国家为排查和化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减少上访人员和杜绝突发性群体事件方面花了大力气，很多年前就依行政管辖成立了层级分明甚至管理重合的维稳办、综治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大调解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但这些组织人员组成松散、工作程序模糊，公务人员对待自己工作的责任感较差，对个体调解对象来说，责任落不到实处。很多矛盾排查和调解，大多是走走程序，怀着管不管是自己的事，管不管得了又是另一回事的心态，导致很多基层纠纷和矛盾本该得到化解而得不到解决。这些机构在组织过调解以后，往往给双方当事人一纸结论：经多次调解无效，建议通过司法程序处理。

　　老百姓的很多诉求在基层调解失败后，只有找法院解决。但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老百姓的相当部分诉求目前是被挡在法庭外的，进入不了司法程序。特别是涉及土地、灾后重建、拆迁、政府指令、补助发放、人事争议等等法律纠纷，不是法院的受案范围，老百姓交了状纸却又立不了案。另一方面，那些立了案的纠纷，一进入繁冗的司法程序，原、被告都觉得累，时间长、程序复杂。一件简单的相邻权纠纷案件，法院都可以审上半年。越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或是县级法院和基层法庭，这种情况越突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不在法院，而在立法层面，在那些专家、学者的立法理论上出了问题。很多解决具体纠纷和实际困难的法律规定，特别是诉讼程序的规定，并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从立法高度尽快改革中国的司法体制，建立高效、务实和切实保障老百姓权益、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体制乃是当务之急。

　　社会缺乏对弱势群体制度性的关注、关爱和保护，更缺乏制度性的培育和扶植政策机制。同时，我们在个体心理干预、犯罪预防、矛盾纠纷提前介入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就业无门、生存无望或是正当诉求长期无法得到解决时，个体必然感到无助，长期、严重的无助感必然产生扭曲的心理，总觉得自己和社会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高墙，即便是听到公务人员随意的一句官腔，都极易把个体问题上升演化成为暴力犯罪事件!通过对无关人员的侵害，发泄自己的不满，通过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来表达自己扭曲的愤恨!

　　贫富差距加大和大量社会不公的现实，是暴力犯罪案件存在的温床，没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矛盾纠纷发现、化解的高效机制是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现在的暴力犯罪事件还在可控范围，加强警力、加大处突力度，只能治标而非治本之策。管理层和有识之士应当从源头上探讨和管控，上火的机体最好多吃中药，从调节和防范上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