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提示词生成一幅画，几张照片换一张脸，一段录音克隆一种声音……在技术狂奔的时代，新的纠纷不断涌入法庭。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这份文件中的多项规则，都能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过去八年的判决中找到影子。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长新介绍，截至今年7月，北京互联网法院累计受理案件超28万件，涉AI案件增速显著，涵盖著作权、人格权、网络服务合同等多个领域。“AI只是工具，权利归属于人，责任要落到人身上。”赵长新的这句话，道出了审理涉AI案件的底层逻辑。

权利归谁

“少女图”叩开AI作品确权之门

2023年2月，李先生想画一幅“黄昏光线下的亚洲少女”图。他没有拿画笔，而是打开了Stable Diffusion——当时最主流的AI绘画大模型之一。

据李先生描述，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论坛里学习，摸索正向提示词、负向提示词的写法，调整参数，设置“随机数种子”，反复调试多轮，最终生成一张图，命名为《春风送来了温柔》，发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十天后，刘女士在另一个平台发布原创诗歌时，把这张图拿来做了配图，还截掉了平台添加的署名水印。

李先生一纸诉状将刘女士告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该案作为新类型前沿典型案件，由该院综合审判一庭庭长朱阁担任审判长组成合议庭审理。一个没有先例的问题摆在合议庭面前：用AI“画”出来的图，算不算作品，权利又该归于何方？

为读懂生成式AI背后的技术机理，朱阁深入产业一线和技术工程师面对面交流，厘清提示词、参数如何一步步塑造出最终画面。“生成式AI不是搜索引擎，给你一张现成的图让你挑；也不是以前那种判别式AI，给你一个模板往里填数据。”朱阁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这个工具把“画笔”交给了用户，用户通过提示词的选择、参数的调整、多轮的筛选，对最终的线条、色彩、画面布局做出“安排和选择”。

2023年11月27日，判决出炉：涉案图片构成美术作品，原告是作者，享有著作权。被告赔偿500元。判赔金额不大，但这份判决搭建起了AI生成内容确权的重要司法范式。

其实，这种“不因形式之新而轻易否定，也不因技术之热而降低门槛”的裁判逻辑，早已埋下伏笔。2018年，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后的首案涉及一段仅13秒的短视频，审判焦点在于其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当时合议庭内部对此也有分歧。法官会议上，这段视频被一遍遍播放，画面从灰暗渐变为光亮，传递出对汶川地震逝者的缅怀，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合议庭最终达成共识：短视频是否构成作品，和时长无关，核心要看其是否蕴含独创性智力劳动与个性化表达。“著作权法始终关注的，是对人的创造力的保护。”朱阁说。

责任归谁

AI技术不是侵权挡箭牌

配音演员殷某某遭遇过声音被AI“盗用”的烦恼。她曾接受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委托录制录音制品，该公司是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人。后来，这家公司把录音数据提供给了某软件公司。软件公司仅用这一部录音制品作为素材，做了AI化处理，生成了一个文本转语音产品，挂在云服务平台上对外出售。再经过几道转手，这款AI声音产品最终出现在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的配音软件中，相关配音作品的播放量高达32亿余次。

在这个案件的庭审现场，法官当庭勘验：AI产品生成的语音，与殷某某本人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高度一致。涉案的五个被告均否认侵权，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辩称其获得了授权，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

法院明确回应：自然人声音权益可以延伸保护到AI合成声音。只要AI合成声音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能够让社会公众识别指向特定自然人，就落入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录音制品的著作权属于文化传媒公司，但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随意拿真人声音去做AI训练合成。

法院最终判令提供录音素材的文化传媒公司、实施AI训练生成语音产品的软件公司，赔偿殷某某经济损失25万元，同时判令上述软件公司和上线该AI配音的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向殷某某书面赔礼道歉，一审判决生效。

普通人之间同样会因为不当使用AI导致人格权侵权。在一起微信群纠纷中，被告拿群内原告微信头像照片，利用AI生成衣着暴露、形体畸形的动漫图片，不仅私信发送给原告，还发到微信群中。“图片是AI自动生成，和我无关。”庭审中，被告试图把过错推给AI技术。

“即便图像由算法运算得出，但使用工具、实施传播行为的是人，侵权责任理应由使用者承担。”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铭溪说。同时，法院区分了两种侵权后果：图片发至微信群，群成员可以识别原型，丑化内容降低原告社会评价，侵害肖像权、名誉权；即便只是点对点私信骚扰，但刻意用AI生成侮辱丑化图片，也会给当事人带来精神屈辱，侵害一般人格权。

分寸拿捏

不能信奉“算法即正义”

人工智能产业链环环相扣，模型研发方、平台服务商、普通用户深度交织在一起。司法既要守牢人格权、著作权的民生底线，也不能给技术创新套上过重枷锁。分寸的拿捏，考验着审判者的智慧。

2024年，一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两百多字的随笔，大意是“打工赚不到多少钱，但能开启新视角，如果打算开车，可以在最清闲的假期把驾照学了”。平台算法判定这属于“包含AI生成内容但未标识”，直接隐藏了帖子，还把账号禁言了一天。

用户申诉后，平台回复：人工复核后，认为“没有发现明显的人类特征”。用户把平台告上了法庭，平台拿出用户协议进行抗辩：平台规则写明，AI生成内容发布必须主动标识，否则平台有权处置内容、处罚账号；平台拥有算法备案，使用算法识别AI生成内容，属于正常平台治理行为。

但法庭看到了现实困境：这只是一条即时性网络随笔，普通人在社交平台有感而发，大多不会提前在文档软件写底稿，客观上拿不出草稿、源文件来自证“是人写的”。如果将全部举证责任压给普通用户，他们几乎没有自证清白的途径。

法院充分肯定，平台利用算法筛查AI生成内容，落实AI生成内容标识义务，属于履行平台内容治理责任。但平台既是算法的掌控者，又是处罚的裁判者，手握技术优势，不能仅仅抛出处罚结论，却拒绝解释判断逻辑。

承办该案件的法官袁建华指出，平台仅提交算法备案材料，但备案信息无法对应本案这条短文的识别逻辑，也没有通俗说明是依靠哪些文本特征判定文字出自AI；所谓“没有明显人类特征”本身是十分模糊主观的标准。

法院最终判平台败诉，要求恢复相关内容展示、删除用户违规记录。这起判例给所有互联网平台敲响警钟：算法审核可以使用，但不能信奉“算法即正义”。

时至今日，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管理规定落地，AI内容标识已经成为法定义务，平台需要甄别AI生成内容，但同时必须建立容错、解释、有效的申诉机制，治理AI乱象，不能以误伤普通用户原创表达为代价。

行业指引

把新纠纷纳入已有法律轨道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份判决书的落地，往往不是治理的终点。

“互联网自带创新的基因，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冒出来，新的纠纷就会不断出现。”朱阁认为，法官的使命，就是立足于现行法律，把层出不穷的网络新纠纷纳入已有的法律轨道，为数字社会确立稳定预期。

“我们始终坚持‘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思路，把个案当中沉淀的裁判理念，向外转化为行业指引乃至制度参考，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善有序的方向演进。”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姜颖指出，互联网法院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最初的机制探索、平台建设，向确立规则、完善制度等方面拓展提升，其核心功能更加聚焦完善互联网审判体系，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新型互联网案件，助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

来源：《北京晚报》2026年10月22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