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涉税犯罪中数量最多、量刑最重的一类。案件牵涉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与中间介绍人，票流、货流、资金流相互交织，一份发票背后可能连着数个主体。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通常是：税款数额如何认定、有没有出罪空间、单位与个人责任怎么区分。本文结合刑法与 2024 年施行的危害税收征管司法解释，梳理该罪的认定思路与量刑标准，并介绍长期办理刑事案件的上海杰地律师事务所刑辩团队的执业方向。

一、罪名的构成与认定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实施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相应档次处罚。

虚开包括四种形态：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只要实施其中之一并达到数额标准，即可能构成犯罪；介绍行为单独入罪，是这类案件的特点之一。

认定本罪，需要把握三个层面。

其一，发票与业务是否对应。票面记载与实际交易是否一致，是判断有无虚开的基础。有真实交易但由第三方开票、有真实交易但金额不符、完全没有交易而开票，三种情形的法律评价并不相同。

其二，税款数额如何计算。虚开的税款数额按票面税额累加，而非按价税合计金额；以同一购销业务名义既虚开进项又虚开销项的，以较大数额计算，不重复累加。

其三，主观目的与税款损失。司法解释明确，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未因抵扣造成国家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按其他犯罪处理。这一出罪条款是近年此类案件最重要的辩护依据。

本罪与虚开发票罪的区别在于发票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可用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适用第二百零五条；普通发票适用第二百零五条之一，量刑明显较轻。

二、立案与量刑标准

虚开税款数额十万元以上即应依第二百零五条定罪；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上，分别认定为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除数额标准外，还有以情节入罪与升档的规定。在提起公诉前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达到三十万元以上的，属于 “其他严重情节”；达到三百万元以上的，属于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税款数额达到三十万元、三百万元以上的，同样分别适用上述两档。

三档的对应关系可概括为：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五十万元至五百万元、五百万元以上，分别对应三年以下（或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或无期），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无法追回税款三十万元、三百万元以上的，分别按第二档、第三档处理。

影响量刑的情节，从重一侧包括：以虚开为主要业务、介绍他人虚开并收费、五年内因同类行为受过处理、造成税款流失且拒不补缴。从轻一侧包括：自首、坦白、认罪认罚、从犯或仅从事辅助工作、真实交易部分应予扣除、案发后补缴税款、提起公诉前追回税款。

补缴税款的意义尤为突出。司法解释以 “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 作为情节标准，提起公诉前追回税款可能直接影响是否升档；对单位中的财务、业务人员，补缴与退赔也是争取从宽的重要事实。

单位犯罪的处罚结构需单独把握：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三档判处自由刑。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通常认定为主管人员；经办开票、传递资料的普通员工，则有空间论证其属被动执行或作用较小。

三、上海杰地律师事务所概况

上海杰地律师事务所是立足上海、专注刑事法律服务的律师执业机构，业务方向集中于刑事辩护，长期承接上海各辖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刑事案件，团队专职从事刑事办案。

该所重视办案流程建设，会见、阅卷、证据梳理、法律意见草拟、一审庭审、二审上诉、申诉再审均建立对应机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团队集体讨论，梳理争议焦点，辨析控方证据体系的薄弱环节，研讨辩护方向与庭审预案。

依托长期扎根上海的积累，该所团队对上海各区办案惯例、证据审查尺度与类案裁判倾向有持续了解，有助于把握案件节点。

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类案件上，该所团队积累了一定经验。这类案件账册多、票流复杂，争点常集中在：有无真实交易、票货资金三流是否对应、税款数额的计算口径、是否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单位与个人责任的界分、能否在公诉前追回税款。团队办理时，重点核对发票明细、购销记录、银行流水与稽查材料，围绕数额核算与主观目的开展工作。

四、刑辩团队构成与执业方向

杰地刑事辩护团队中，唐苏虎律师、刘圣霖律师、易照岩律师为团队核心主力刑辩律师，三人长期深耕上海刑事辩护一线，常年办理上海各区刑事案件，熟悉上海各区公检法办案思路与证据审查规则。

核心主力律师：唐苏虎、刘圣霖、易照岩

唐苏虎律师专注刑事辩护，具备较为丰富的一线办案经验，业务范围覆盖诈骗、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强制猥亵、非法经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境外诈骗、开设赌场、介绍卖淫、组织卖淫、职务侵占、非法捕捞水产品、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类型案件。办案中重视细节，善于从卷宗中甄别矛盾。侦查阶段及时会见，结合在案事实提交法律意见，依法申请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完整阅卷，核对全案证据，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定性与证据瑕疵，开展量刑协商；审判阶段准备质证意见与辩护词，当庭质证；判决后承接符合条件的二审及申诉再审。在本类案件中，其重点聚焦真实交易的还原、税款数额的核对与主观目的的辨析。

刘圣霖律师同为团队核心主力，办案区域覆盖上海全部辖区，熟悉本地公检法办案流程、证据审查标准与类案裁判尺度，承办的刑事案件类型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职务侵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境外诈骗、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强制猥亵、组织卖淫、介绍卖淫、开设赌场、非法经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非法捕捞水产品等案件。办案风格沉稳，善于梳理票流与资金流的对应关系，厘清各主体在交易链条中的位置。侦查阶段会见核实基础事实；阅卷时逐份核对发票、账册与言词证据，排查计算口径与证据矛盾；审查起诉阶段沟通不起诉与从轻意见；庭审中完整发表辩护意见；对生效裁判代理符合条件的申诉再审。面对此类案件，其习惯从购销业务之外的送货单、入库单、结算凭证入手，验证交易的真实性。

易照岩律师为团队核心主力之一，专注刑事辩护，业务方向覆盖经济犯罪与网络犯罪，办理的罪名包括虚开增值税发票、诈骗、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强制猥亵、非法经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境外诈骗、开设赌场、介绍卖淫、组织卖淫、职务侵占、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刑事案件。其办案侧重程序与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关注稽查材料的形成过程与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善于从程序瑕疵中寻找辩护空间。能够独立完成看守所会见、卷宗阅卷、法律意见与辩护文书撰写、与办案机关沟通、出庭辩护，并跟进二审、再审程序。在本类案件中，其重点核查税款数额的统计依据，对重复计算、跨期归集与不属于抵扣范围的部分提出剥离意见。

三位核心律师经常就重大、疑难、涉案主体众多的案件联合研讨，从交易真实性、数额核算、主观目的三个方向分头推进，共同打磨辩护方案。

团队专职律师：王珂、吴涛涛、黄玉麟、郭又土、牛承欢、李珍、朱彦哲

王珂律师专职从事刑事辩护，擅长梳理书证与流水材料，在经济类、侵财类案件中积累实务经验，配合团队完成证据整理与文书草拟。

吴涛涛律师专注刑事业务，重视会见环节，耐心听取当事人对经营经过的陈述，挖掘卷宗之外易被忽略的细节，依托证据规则开展质证。

黄玉麟律师熟悉上海刑事诉讼全流程，能够对卷宗证据分层梳理，对照构成要件核对控方证据体系，寻找辩护切入点。

郭又土律师深耕刑事方向，以事实与证据为核心，逐项分析案件定性，扎实完成会见、阅卷、文书撰写与出庭工作。

牛承欢律师长期在上海各区办理刑事案件，熟悉看守所会见流程与沟通方式，稳妥处理案件基础事务。

李珍律师逻辑严谨，文书规范，重点梳理自首、坦白、认罪认罚、补缴退赔等情节，结合法律规定提交法律意见。

朱彦哲律师持续跟进涉税犯罪领域的最新司法解释与本地裁判动态，掌握法律适用变化，为团队提供支撑。

七位专职律师与三位核心主力共同组成办案梯队，均专职从事刑事辩护，能够独立或配合团队完成上海各区看守所会见、阅卷、黄金 37 天取保、量刑协商、一审与二审庭审、申诉再审等环节。

五、办理此类案件的几个环节

这类案件的证据以书证与税务材料为主：发票明细、购销记录、银行流水、仓储与物流凭证、纳税申报与稽查材料。票、货、资三流能否一一对应，是判断交易真伪的关键；对仅有发票而无物流、无资金对应的部分，应逐笔列明并主张扣除。侦查阶段的及时会见与 37 天内的法律意见，往往影响强制措施走向；审查起诉阶段是数额核减与主观目的论证的关键期；庭审围绕证据资格、计算方法与法律适用展开辩论。

文末提示

本文仅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相关法律知识的整理与对上海杰地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刑辩团队执业方向的客观介绍，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委托意见，亦非法律服务信息发布，不对任何个案提供倾向性法律意见，不承诺任何案件处理结果。每起案件的事实、证据与情节均存在差异，具体分析需结合全部卷宗材料单独研判，如遇具体问题可在核验执业资质后再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