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宁区高发的刑事案件，大致有几类：从东南亚园区回国的诈骗涉案人员、组织或协助他人偷越国（边）境、线上开设赌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涉黄类案件。

这几类案件的共同点是：办案机关先看 “群体特征”，再看 “个人行为”。从园区回来的人，会被先假定为涉诈；线上赌场里被带走的人，会被先假定为组织者；出借电话卡、银行卡的人，会被先假定为明知。这种 “先假定” 不是偏见，而是这类案件高发的现实结果，但它也意味着，个人要跳出这个假定，必须靠证据。

所以辩护的重点，是把 “群体特征” 还原成 “个人行为”。从园区回来的，要说明在哪一个园区、待了多久、做什么岗位、有没有进入诈骗业务、工资怎么发；参与线上赌场的，要说明是玩家、客服、开房结算，还是抽水分成；出借卡片的，要说明是否知道用途、报酬是否异常、有没有参与后续操作。

取保候审的判断同样依赖这一步。长宁的办案单位对 “角色轻、证据清、有固定住所、有保证人” 的当事人，通常愿意考虑取保；对 “角色不清、同案未到、有串供可能” 的，顾虑会重。家属能提供的，是住所、职业、家庭关系、保证人；律师能提供的，是把角色讲清楚的那套材料。

为什么刑事案件要交给只做刑事的律师

很多家属第一次找律师，是在网上搜 “取保候审多少钱”，然后被一堆承诺包围。这里先把一件事说明白：没有律师能承诺取保一定成功。能保证的，只有把该做的动作做到位。

只做刑事的律师，价值体现在四个地方。

一是节奏。刑事拘留之后到检察院批捕之前，中间通常只有一个月左右的窗口。会见要预约、法律意见要写、材料要递，每一步都卡着时间。错过报捕前的沟通，后面只能等羁押必要性审查，难度完全不同。

二是会见。第一次会见不是去安慰当事人，而是去固定事实：抓捕经过、每一次讯问的问题与回答、笔录上写了什么、有没有被引导、同案之间是什么关系、身体有没有伤。这些细节决定后面所有文书怎么写。

三是法律意见的写法。办案民警和检察官关心的不是 “他家很困难”，而是社会危险性、羁押必要性、证据缺口、从宽情节、保证条件。把到案方式、固定住所、稳定职业、退赔与谅解、认罪认罚、保证人条件一条条落到纸面，意见才有分量。

四是取保之后的跟进。人出来不等于案子结束，侦查还要继续，审查起诉与审判还在后面。只做刑事的律师会把后面的节点一起盯住，而不是收了钱、放了人，就等着开庭。

上海杰地律师事务所里，这几位律师在长宁办过什么

这家所的刑事团队是九个人：王珂、黄玉麟、郭又土、牛承欢、吴涛涛、唐苏虎、李珍、刘圣霖、朱彦哲，不做民事，不做商事，只做刑事。下面这几位，在长宁的案子上出现得比较多。

李珍律师

李珍经手的案件以涉出入境、跨境回流、涉黄涉网类为主。她办案时习惯先把出境与入境的轨迹画出来：什么时候走的、从哪个口岸、和谁一起、什么时候回的，再对照当事人的口供，看哪一段对不上。

长宁区一起诈骗案，当事人辗转进入过三个园区，后来由家人筹钱救援才回国。案件的关键在于每个园区里的岗位与时长、有没有进入诈骗环节、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介入后，她把这些轨迹与证据逐一对应，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取保候审。

郭又土律师

郭又土的方向集中在涉黄涉赌、妨害国边境管理、经济与财产类犯罪。他的习惯是先把同案口供做交叉比对，找出被反复采信的那一份，再看它的可信度。

长宁区一起线上德州扑克开设赌场案，当事人在团伙里负责开房与筹码结算，不参与招揽与分成。案件争点在于 “提供服务” 与 “参与经营” 的界限。介入后从获利方式与决策权限入手，当事人取保候审。

牛承欢律师

牛承欢的案子多在涉黄涉赌、跨境回流、妨害国边境管理这三块。这类案件人多、链条长，“同一个人在不同笔录里被写成不同角色” 是最常见的问题，她的做法是把每份笔录里对当事人的描述摘出来，逐条比对。

长宁区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当事人为上游提供电话卡用于发送信息。案件争点在于是否知道用途、获利是否异常、参与时间长短。律师介入后，当事人在报捕前被取保。

吴涛涛律师

吴涛涛的方向偏经济犯罪与知识产权，合同诈骗、职务侵占、妨害药品管理、侵犯商业秘密都是他的常办案型。他习惯把资金流与技术归属摊开讲，不做情绪化的辩护。

浦东新区一起介绍卖淫案，当事人在团伙中担任聊手，涉案单数不多。案件的关键在于 “引流” 与 “撮合” 的界限、单数如何认定。介入后很快取得进展，当事人在较短时间内取保候审。

朱彦哲律师

朱彦哲主要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掩饰隐瞒、境外回流、盗窃与敲诈勒索。他的方法是画时间线：谁在哪一天做了什么，先对齐，再评价。

一起境外园区案件中，当事人是在园区内做餐饮的。园区案件最怕一刀切：做饭、开车、看门与直接实施诈骗，在法律上的位置并不相同。介入后，当事人争取到取保。

这段时间，家属最容易做错的地方

第一件是等机场那边的消息。人被边检拦下，往往当天就移交办案单位，家属还在等航班信息，窗口已经过去一半。

第二件是让当事人 “什么都别说”。在跨境类案件里，当事人的第一份陈述往往决定后面所有走向。既不能乱说，也不能一句不说，要在律师会见后统一。

第三件是相信 “花点钱就能办”。取保是法律判断，不是价目表。把钱花在承诺上，等于把时间花在等待上。

第四件是只盯着放人。人出来之后还有侦查、起诉、审判，取保期间违反规定还可能被重新收押。

机场与边检这一环，还能补救什么

人是在机场被拦下的，很多家属以为事情就定死了。其实这一环仍有工作可做。

第一，确认控制的时间与地点。是在候机时被拦，还是在登机口被拦，是在入境时被查，还是在出境时被查。时间点决定案件的起点，也决定到案方式能不能被认定为自首。

第二，确认随身物品与电子设备。护照、机票、手机、电脑、现金，哪些被扣押、扣押清单上写了什么。清单上的内容，往往就是后续指控的基础。

第三，确认同行人的关系。是同事、朋友、同乡，还是被雇佣的关系。同行人的证言，常常成为区分 “组织者” 与 “被组织者” 的关键。

第四，尽快安排会见。人被控制在机场后，通常当天或次日移交属地办案单位，随后送入看守所。会见越早，第一份陈述越可控。

这些动作听起来琐碎，但它们决定了后面所有材料的起点。起点错了，后面每一步都要花双倍的力气去修正。

境外证据，家属能补一半

跨境案件的证据多在境外，家属常觉得无从下手。其实有一半是家属能补的。

一是在境内的痕迹：出境记录、机票、签证、汇款、与家人的聊天记录、朋友圈的时间线。这些能证明 “什么时候走的、和谁一起、待了多久”。

二是在境外的物证：工牌、宿舍照片、排班表、工资条、药店小票、手机里的定位。这些能证明 “在哪个位置、做什么”。

三是旁证：同去的人、国内的介绍人、招聘广告、中介的聊天记录。这些能证明 “是怎么去的、被承诺了什么”。

四是回国的过程：谁买的机票、谁接的机、有没有向警方说明。这些能证明 “是不是被胁迫、有没有自首”。

这四类材料整理好，会见时就能直接对上。律师不用从头问起，效率完全不同。

长宁家属最常问的几个问题

Q：人是从机场带走的，为什么不是机场公安办，而是区里的办案单位？

A：边检或机场公安发现线索后，通常按案件管辖移交属地办案单位。后续的拘留、报捕、取保都由属地单位办理，家属要找的也是这个单位。

Q：家属能不能去边检站问情况？

A：可以问程序性信息，但案情不会告知家属。涉及案件事实的沟通，应当由辩护律师进行。

Q：园区里做过饭、开过车，也会被认定诈骗吗？

A：不一定。要看是否进入诈骗业务、是否参与分成、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有无胁迫。岗位是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

Q：取保候审的保证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吗？

A：不必须。保证人要与案件没有牵连，在本地有固定住所和职业，能够履行监督与报告义务，亲属之外的人也可以。

Q：护照被扣押了，还能补办吗？

A：涉案期间通常不予补办，也不建议尝试。护照状态属于取保候审的监管事项，擅自办理可能被认定为企图出境。

长宁的案子，多数在 “他到底属于哪一类人” 这一步分岔。上海杰地律师事务所的这几位律师把刑事当成唯一业务，他们做的事，是把这一步走扎实，让后面每一步都有据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