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0日，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杜航伟组织召开会议，部署即日起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会议强调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断卡行动”标志着国内对互联网犯罪打击力度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群众面临的刑事风险也大幅度增加。

【案例1】

A公司本来是卖电子手表和研发一些基础的电脑软件的，疫情爆发后公司业绩严重受挫，老板为了让公司“活下去”，开始做别的打算，让程序员们研发一“接码平台”。“接码平台”可拦截用户手机里的短信，有数据公司想通过“接码平台”收集用户信息，便向该公司付费以暂时性获得“接码平台”的使用权。而后，上游公司因涉嫌诈骗被抓，从而牵扯出一系列下游公司，其中也包含A公司，程序员B作为公司研发“接码平台”的工作人员，与其同事一同被立案拘留，立案时涉嫌的罪名是诈骗罪，后期罪名变更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案例2】

C和D是朋友，C有正当工作，D没有。一天，D找到C，说卖电话卡可以赚钱，XXX元/张，C想到疫情期间开销大，为了赚点零花钱就答应了D，通过开卡、补卡的方式办理了X张电话卡，并邮寄到D指定地点。没过多久，由于某女子报警被诈骗，警方在侦查该诈骗案时得知D卖卡一事，遂将D刑事拘留，并于次日拘留了C，涉嫌罪名是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案例3】

E与F是邻居，某天E在家吃饭，F带来一素不相识的人，说是自己的朋友G，G是外省人，刚来广东。F说G家里人怕G在广东事业刚起步没钱花，要给G打钱，G的银行卡限额提不出钱，刚好又有开销，问E能不能借银行卡来收点钱，一次就好。E没多想，就把卡号借给了G，然后E看到自己手机短信提醒，入账10万，觉得有点“不对劲”，G又说感谢E的帮助，要给E点手续费作为报答，E想了想，就没收G的钱，把10万块都提取了现金出来给G，第二天G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又过了几天，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来抓捕了E，说E帮助诈骗，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E的家人找F询问情况，F说自己也不知道G去哪里了。

在以往的描述自身经办案例的文章中，我不是很喜欢谈案件背景，因为每个案件或多或少都会有个“背景”的。现在刑事案件高发，如果把标准放宽，每个案件甚至都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扯上一个大事件，如果每个案件都要仔细地谈案件背景，感觉“大可不必”。但当很多案件都牵涉到同一个背景时，这个背景无论是对于刑事辩护本身还是对于刑事风控而言应该都是富有意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律师了解案件背景、告知案件背景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对当事人和家属普法。律师有必要让当事人和家属明白为什么当事人会被“盯上”、被立案、被侦查、被拘留甚至被逮捕，以便当事人和家属对案件有更完整充分的认知；

二是对群众普法，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已经跨越了无数个春秋，既知“日光之下，再无新事”，部分当事人在刑事案件中所受教训，无不在彰显着相关刑事风险的普遍和刑事诉讼的残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案说法，就实现一般预防、避免更多人违法犯罪一事确有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