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代刚律师
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该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首次确立“30日”推定条款，即以在境外找窝点推定由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的轻重。
关于诈骗窝点的认定，202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该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第一款明确“境外犯罪窝点”是指①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设立或实际控制的固定场所；②主要由诈骗团伙入驻的整栋建筑、园区、开发区等。
关于“30日”的认定，202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该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累计时间从行为人实际加入并开始参与诈骗活动之日起计算；难以查证具体时间的，可从其非法出境之日起算，并扣除合理路途时间。
在实务中，“30日”条款的适用仍存在边界模糊与扩大化倾向。我认为以下三种情形应在“30日”累计计算中予以排除或扣减：第一，行为人虽然抵达境外，但因个人事务、求职、经商等原因未进入诈骗窝点的，亦未与诈骗集团建立实质联系的；第二，行为人虽身处境外，但尚处于等待组织者安排阶段、未进入犯罪窝点或未实际参与诈骗活动的；第三，行为人虽然已经进入犯罪窝点但因犯罪集团内部原因长期未开展诈骗业务。对前两种情形，因其缺乏参与犯罪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应完全予以排除；对于第三种情形，虽然物理上位于窝点，但无实质犯罪行为，亦应主张进行扣减。
值得注意的是有司法机关将“物理在场”等同于“参与犯罪”。例如，在x 某案中，公诉机关主张“被告人x某在诈骗窝点的时间，至于在窝点实施何种行为，均不影响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此观点显然忽视了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跨境电诈意见》第八条强调以“实际参与犯罪”为前提。因此，行为人虽物理上位于犯罪窝点，但是缺乏实施电诈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不应计入在犯罪窝点的时间。否则，将导致客观归罪，违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此外，“30日”条款的适用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所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犯罪数额均难以查证”为前提。尤其对底层业务人员（通常认定为从犯人员），若机械适用“30日”条款，可能使其承担远超其实行行为危害性的责任。
适用“30日”条款仅为证据缺失情形下的例外推定机制，而非普遍适用的入罪路径。特别是现有证据能够查明行为人个人实际参与的诈骗只是达到“数额较大”（三千元的80%以上）标准，则适用数额标准定罪量刑。因此实务中要审查行为人交易流水、通讯数据、薪资结构、工作内容等客观证据，结合行为人和同案人供述，论证行为人个人诈骗数额，从而排除“30日”条款的适用。
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杜代刚律师
202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