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

杀人后的碎尸行为是应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进行评价，还是应该单独评价为侮辱尸体罪并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教唆伤害犯不救助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教唆者能否被评价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鼓励他人继续重婚的，能否构成重婚罪的帮助犯 鼓励行为人继续持有毒品的，是否构成持有毒品罪的帮助犯 偶然发现在家里吃住的朋友系涉嫌犯罪的人而继续留其吃住，或者中途发现受委托保管的财物系犯罪所得而继续保管的，是否构成窝藏罪、窝藏犯罪所得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以及挪用公款罪的追诉时效从何时起算 等等。这些问题，都与相关罪名是属于即成犯、状态犯还是继续犯的界定有关。本文拟从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概念的界定、区分的意义以及典型罪名的归类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概念的界定及区分的意义

依犯罪结果的发生与犯罪终了之间的关系，将犯罪分为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仅就犯罪既遂而言)，是国内外刑法理论普遍承认的一种理论分类。之所以普遍承认这种分类，无非是因为这种分类有利于具体问题的类型化的妥当的解决。为证明这种理论的有效性，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概念如何界定即分类的基准;二是分类的意义;三是如何具体贯彻、体现这种分类基准。

关于即成犯，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在法益侵害后果发生的同时，犯罪行为完成或者终了的情形。故意杀人罪是即成犯的典型例证。[1]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指随着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出现法益侵害或者危险，犯罪也告既遂，之后，该侵害法益状态与行为人无关地继续存在的情形，杀人罪、放火罪就属于这种情况。[2]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指因法益侵害等结果发生而使犯罪成立的同时，犯罪也终了，而且法益也随之消灭，如杀人罪。[3]

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无法据此区分即成犯与状态犯。如后所述，盗窃罪是公认的状态犯，但盗窃罪也可谓“法益侵害后果发生的同时，犯罪行为完成或者终了”。第二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一是像杀人罪这种典型的即成犯，“人死如灯灭”，难说法益侵害状态还继续存在;二是放火罪的既遂标准，国内外通说主张独立燃烧说，但要说一旦形成独立燃烧的状态，犯罪行为即告完成、犯罪即告终了，他人不可能参与进来“添上一把火”而形成放火罪的共犯，难言妥当。本文认为最后一种观点基本妥当。即成犯相对于状态犯、继续犯而言，特点在于：法益侵害结果一发生、犯罪既遂成立、犯罪行为完成、犯罪终了、构成要件符合性终结、法益消灭，可谓“一了百了”。如故意杀人罪，死亡结果一发生，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成立，故意杀人行为完成，故意杀人罪终了，他人的生命法益消失。既然犯罪终了并且法益消灭，杀人后的碎尸行为就不应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进行评价，而应单独评价为侮辱尸体罪，并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司法实践中，杀人行为本身没有达到应当判处死刑的程度，但因为存在杀人后“碎尸”这种被认为极端残忍的情节，致使行为人被宣判死刑。应该说，这是无法律根据的、不合理的，是隐形的量刑观点事实上不当地起着重大作用的体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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