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四月里的一天早上，天气有些儿凉，但空气清爽，让人感觉很惬意。步行去上班的路上，我接到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听上去耳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上午在办公室吗?”她问，“我有点事儿找您，”“在办公室，请问您是......”我话未说完，她便撂了电话，看来是个急性子的人。

　　我到了办公室。不多会儿，便有人上门来了。“哟，是小文呀，”我起身打招呼.“怕是有两、三年没见了吧?”小文说：“嗯，做律师的记性好。”我说，“不单纯是记性问题，是对客户上心。“也许吧。”她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让您费心啦，这次又要麻烦您......”

　　离婚......又是离婚......三年前，她找我办理离婚，起因是她老公好赌，陷溺很深，先是丢掉了工作，后来借高利贷还不上，别人不依不饶，他便逃之夭夭......小文无奈之下，选择了离婚。我对她比较有印象，主要是她这人说话办事都挺利索，不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的。

　　一晃三年过去，她外表看起来变化不是太大。年约二十七、八岁，脸庞较圆润，眉毛是修剪过的，鼻梁上架一付近视眼镜，泼辣中透着些儿文静。

　　“说说看，怎么回事。”我说道。心里有点好奇。

　　“嗯，事情是这样的......”她口齿玲俐地讲述了第二次婚姻的遭遇。

　　小文离婚后不久，开了间盲人按摩店，请了一位外地的盲人按摩师。这位按摩师其实不真盲，只是深度近视，戴一付大尺度的墨镜，顾客也认不出他是真盲还是假盲。不过，按摩技术倒挺地道，不掺假，因此生意给撑起来了。这两人日久生情，产生爱慕，头一年就领了结婚证，第二年喜得千金。二人皆属梅开二度，离异后再婚，以前都未生育，自是对女儿十分疼爱。但在疼爱的方式上，两人颇有分歧。做父亲的认为，“女儿得要娇养，”譬如哭了得马上哄着，不能让她老哭......做母亲的则认为孩子她爹溺爱孩子过了头，总喜欢脱了鞋子充赤脚医生，评头论足，如此等等，两人之间经常磕磕碰碰......“那也没啥大不了的，”小文说：

　　“可气的是，他竟然和顾客娘们勾搭到一起......想想看，干这一行的，这样下去还能有个完吗?”

　　我问道：“那后来怎么处理的?”

　　小文说：“还能咋处理，分手呗。”

　　“没有回转余地了吗?比如先冷静一段时间，给他一个反省和改过的机会?”

　　“那是背袋里面放手袋，多余。人家挺牛逼呢，卷了铺盖就走人，撂下一句话：离婚上法院告去。”

　　“你有什么要求?”我问她，“就是关于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的问题?”

　　“没啥要求，”她回答说，“不用分割财产，就一套商品房，登记在孩子的名下;抚养费随他，爱给给......反正孩子也是他的种，种瓜得瓜，只要不后悔孩子大了不认爹就行。”

　　“你都能自己当法官啦，不用请律师了吧，”我半开玩笑地说。

　　小文瞪我一眼，说：“甭拿我开涮......看怎么办手续吧?”

　　我说：“办手续不忙，先得整明白了才好立案。”听我这么说，小文又睁大眼睛瞪我，问道：“立案还不简单，不就一天的事吗?”她以为是在本地法院立案。

　　“你以为吃面条呢，”我说，“立案一般来说简单，可有时候却着实费事......”我跟小文解释，这次办离婚不同于上次，上次她们夫妻俩都是本地户口，不需要跑外地法院立案;本地地熟人熟，开个证明的也不算太难;可这一次不同，她老公户口在外地，又不确切地知道去向......经过我一番解释，小文总算闹明白了，不再认为立案全是律师的事......

　　那天早上，天才麻麻亮我便起床了。发往邻县的长途大巴每天仅只一趟，早上七点准时发车。我是个慢动作的人，必须提早做足准备工作。还好，一切都很顺利，除了差一点忘带钱包除外......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目睹城市在朝雾霞光中醒来，逐渐地生动活泼开来，着实令人开心。突然我的手机响了，一瞅是小文打来的。互道问候之后，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只是问候一声，“等你办完事打转后，请吃个便饭......”我心中雪亮，她这分明是“查岗来着”，看我是否按约如期出发。

　　大巴车在上午十一时许到达县城。因为沿途部分路段搞修护，车子晚点了半个来小时。现在这个时间办事似有点嫌晚，我心想：“先去法庭打一转，接触一下再说。”于是叫了一辆出租的士。不知是因为古城巷子多，还是司机抄近路，的士车载着我穿过了好些个巷子。而停车之处仍然是一条巷子。“老板，法庭到了，”司机很有礼貌地招呼我下车。我要找的中心法庭处在一条巷子的档头，比较偏僻。法庭放在这个旮拉里，给人一种边缘化的感觉。“只怕也是出于商业化的考虑，”我寻思，“好地段好地块商业利用价值高，多适用于商业楼盘的开发......然则法庭是处理矛盾和解决争议的地方，保持庄严肃静是必要的，僻静能使人心平气和，有助于创造化干戈为玉帛的气氛和条件，”这么一想，觉得法庭放在这里也没啥不适当。

　　跨过一道圆形拱门，进入一个小院子，未铺水泥的坪里靠一头竖有一个篮球架，可供玩投篮之用。院子两面是墙，一面是矮小的二层楼住房，另一面便是法庭的办公楼，位于进门的左手边。我进入院子后，没见到几个人进出，想必是快到下班时间了吧。

　　办公楼下面一层没人，我上到二楼，迎面碰见一个男的，没穿制服，但看上去像个法官，我赶紧打听立案找谁。“喏，就在那间办公室，”他指示我：右手边过去第二间，就是负责管立案的杨庭长的办公室。

　　杨庭长的办公室面积不大，房间里摆了一张旧写字桌，一条木靠凳，靠凳后面是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旧木制文件柜。他正站在文件柜前翻找什么资料，见我进去，便转过身来打招呼。他年纪五十出头，个儿不高，较瘦，脸色有点儿发黄，好像有些劳累过度的样子。听我道明来意后，他让我将材料给他过目。我递了一根香烟过去，他摆摆手说：“谢谢，不抽烟。”他的声音略显低沉，但给人感觉很友善。

　　“能确定张光泉回大坝村了吗?”杨庭长问我。“张光泉”就是小文的老公，也即本案的被告;“大坝村”则是张光泉的户籍所在地，离此大约二十来里地。

　　“不能确定，”我回答说，“可他回村的可能性极小，多半在县城。”

　　“何以见得?”

　　“他父母都过世了，兄弟间关系不怎么好，故不会回村里，”我分析说。见杨庭长点了点头，我增长了信心，继续说道：“他多半在县城。因为在县城便于开盲人按摩店，他走时跟妻子撂下一句话，如果有关孩子的事，可以到县城来找他。”后面的话是我急中生智添加的，用意是想让杨庭长先将案子接手了再说。

　　“噢，您说的是一种可能性吧?”杨庭长说。

　　“可能性极大，”我赶紧强调说，生怕他将案子推掉。

　　“可万一不在本地呢......”

　　我一时语塞，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嗯，”杨庭长若有所思地说，“我先打个电话。”

　　“请便，”我说，心里话：“当庭长的公事电话自然不少。”

　　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记事本来，翻到要找的页码，开始拨打电话。

　　“喂，刘支书吗……我法庭老杨……对，对......”他应答着.“跟您打听个人，咱村里有个叫张光泉的吧……”

　　一听“张光泉”三个字，我顿时喜出望外。我怎么也没料到，他打电话，是在核实张光泉的去处。“您说得没错，他确实没回村里，”杨庭长对我说。“您等等，待我再打个电话试试，”他一边找电话号码一边向我解释说，他认识本地盲人协会的会长，张光泉倘若在县城落脚，会长一定知道。我提醒说，张光泉不是真的盲人。他说，盲人协会是民间自发组织，没什么资格审查，随随便便的，招呼一声就算加入了......他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请问是孙会长吗……您不姓孙……哦，对不起，打错了。”

　　我充满期待的听杨庭长通电话。听他说“打错了”，我不由得微感失望。

　　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明明记得是这个号码，怎么会打错呢?”他拍拍后脑勺，好象是责备脑袋瓜子记性不好使。接着，他微笑着对我说：

　　“您看这样行不，现在已是午饭时间，您远道而来，挺辛苦的，不如先去吃了饭，找个房间休息一下，下午上班时间再来?”

　　我表示同意和感谢。我邀请杨庭长一起用个便餐。他婉言谢绝了，说：“很不巧，家里有个乡下来的亲戚......”

　　离开老杨的办公室，走出法庭，我独自默默的步行了很长一段路。

　　下午上班时间，我来到老杨办公室，他已经在那儿等候了。

　　“下午这末安排，”他说，“您随我去个地方，找一下盲协会长。”他将本地盲人协会会长简称为盲协会长，听起来觉得格外的亲切。

　　我们一起下楼，来到院子里。他对我说：“您在这儿稍等一会，我去取车。”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头寻思：“不知老杨是用公车还是开私家车......”

　　可是，当老杨取了车子出来，我一瞅傻眼了：他取的什么宝贝车哟，原来是一辆老旧自行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