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时代法律文明的曙光

 进入部落时代，法律文明的萌芽进一步成长，开始显示其初步的面貌。

古代西亚的考古证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诞生了上百个小型农耕村落，而农业社区可能出现得更早，约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就有。而公元前5500年，该地区的村民已经会将河水引入农田。由于这一考古遗址是在古代乌尔城附近的一处村落欧贝德（Ubaid）发现的，所以就以此村落命名该文化遗址为“欧贝德文化”。此后，“埃利都文化”兴起。埃利都（Eridu）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早的城市，是水神恩基（Enki）生活的地方。金字型神塔（Ziggurat）就奠基在这里。考古发掘的结果，该遗址最下面的16号神庙建立在沙层上，测年为公元前约4500年，是一座面积为14平方米的小型泥砖神坛，有一个入口，一座祭坛，一处献祭台，出土了数百件鱼骨，还有产自海里的鲈鱼骨。发掘表明，埃利都的人口，可能多达5000人。部落生活的发展，催生了法律萌芽的日益成长。

至公元前375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直到公元前2900年乌鲁克、乌尔、基什、伊新等部落联盟（酋邦）产生为止。在青铜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发展，人类从洞穴中走了出来，盖起了简陋的房子，形成了小型的聚落点原始村庄。随着食物供给的增加，人口规模的增大，居住地也变得越来越大，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劳动分工更加细密也更加专业化，私有制也进一步发展，财富不断增长且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人类终于从游团进入了氏族部落时代，这种部落生活的居住点，在青铜之前的铜石并用时期，有泰尔·哈苏那文化（Hassuna Culture，前6500－前6000年），萨马拉文化（Samarra Culture，前6000－前5500年），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前5500－前4500年），欧贝德文化（Obaid Culture，前5000－前3500年）。适应部落时代的生产与生活，关于财产所有、借贷、物物交易、雇佣等法律规范开始形成。而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随着象形文字的产生，这些法律规范、规则就被记录下来，出现在各种文本中。考古学家根据在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Jemdet Nasr，公元前2900－前2800年）出土的大量圆筒印章，叙述了这一段法律诞生的历史。

        1931年，英国人马洛旺（Max Mallowan）在尼尼微对新亚述遗址进行深入发掘时，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哈苏那陶器。1932年，在对阿尔帕吉那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蜂巢式（圆顶）建筑群。1934年对叙利亚境内查加尔－巴扎尔（Chagar Bazar）遗址进行发掘，共发现了15个居住层，最早的居住层大约处在公元前5000年，没有建筑痕迹，意味着当时的人可能仍然住在帐篷里，这里出土了萨马拉和哈拉夫彩陶，而厚厚的垃圾堆积层说明这种帐篷生活至少存在了几个世纪。而第5层约公元前3000－前2700年，相当于尼尼微Ⅴ期，明显受到亚述和埃兰文化的影响。1927年，美国的另一支考古队，在施派瑟尔（E.A.Speiser）的主持下，发掘了伊拉克境内的高拉（Tepe Gaura）遗址，发现有22个文化层，最早的约属于公元前550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500年。最早的属于哈拉夫文化（公元前5500—前4500年），接下来的是欧贝德文化（公元前5000—前3500年），之后是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2900年）。发现的一系列神庙皆属于乌鲁克时期，说明两河流域南北的交流。除了神庙以外，还发掘了一个较大的房屋建筑，周围筑有坚固的围墙，“说明这是重要人物——村社首领——的居址。高筑围墙说明危及生命或财产的因素很多”。从这一考古遗址可以了解到，至部落时代，一是村社（氏族、部落）首领有了明显多于平民的财富，这是私有制、所有权产生的表现；二是建立围墙要求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除了表明当时的氏族部落已出现了部分拥有众多财富的权贵外，还表明这些部落权贵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公共权力，能够组织、动员乃至强制相当部分部落成员从事建筑城垣的工作；三是出现了构筑围墙的必要性，说明一部分富者怕被侵犯，说明当时氏族部落社会已经有了犯罪，有了侵权行为，有了纠纷，也出现了氏族部落之间为掠夺财富、扩张“领土”（生存空间）的战争。

在埃及，大概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进入氏族部落时代。逐渐地，随着这些氏族部落通过相互合作或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征服，聚集起了更大的部落单位。这些部落单位（共同体）互相保护，共同规划，比如让每个人都受益的农业灌溉。每一个部落单位都保持了独立，并拥有其自己的聚集村落（都城）以及养育其居民的土地。最后这些部落单位联合形成更大的地区，在后来的时代（进入酋邦和国家时代）成为主要的行政区划，称为“诺姆”（nome）。过了600余年，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白土地和红土地两个酋邦王国分别在南北建立了起来，埃及也进入酋邦时代。而在酋邦形成之前的这600余年中，埃及原始的法律文明也发展起来，以适应其部落时代的生产和生活。如半神半人的部落首领的产生规则及其程序，宗教（祭司）活动及规范，对部落实施管理的各项习惯法，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规则，部落事务管理成员的组织体系以及其运作程序，各类纠纷的处理，等等。

在印度，公元前3200－前2600年，是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时期，人们生活在各个小村落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层，是从平等向等级的过渡，与两河流域的商贸非常发达。当时，成熟的哈拉巴文明目前至少已经发现了五处遗址，最大的是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两座城市，后者面积是前者的6倍，人口约为34000－40000人，而前者为23500人。通过考古发掘，对哈拉巴文明我们已经知道其祭祀、商贸、城市生活、居住区、作坊、市场的情况，学术界也已经识别了400个象形符号，但文字还没有破译。

在中国，大体同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在各考古遗址中普遍发现有水井，这与夏禹之前文献记载的水井基本一致；同时，还发现了家畜饲养；甚至在多处坟墓出土中发现墓主以猪头为财富而随葬。这表明，在此时，早期法律中的所有权之意识和对象已经出现：动产（猪头）和不动产（水井），虽然还是早期，但已经在成长。这些考古发现也得到了中国古代传世文献记录的印证。如中国古籍记载，在颛顼时代，就对婚姻进行了规范（婚姻禁忌），以法律形式严格禁止兄弟与姐妹为婚，推行族外婚。《搜神记》对此有记录：“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高阳氏就是颛顼，黄帝之孙。他作为部落首领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可见，在此时，各种法的意识和规范开始出现，法律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

从法律文明史角度而言，氏族部落时代与之前游团时代的最大区别，就是习惯慢慢演变成为约束力更为强大的习惯法，这一规范发展趋势（力量）借助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和执行力，促使人们遵守习惯法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西德尼·哈特兰（Sidney Hartland）在《原始法律》（Primitive Law，1924）一书曾描述：当时的人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被人们的习惯（法）所约束，他被古老传统的锁链捆绑……。他把这些枷锁视为当然；他从不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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