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与公司委任关系的法律构造
——董事涤除登记的理论基石
【摘要】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石。新《公司法》及司法实践明确采纳委任关系说，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界定为以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复合型委任关系。本文从民法委托合同的基本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委任关系的成立、内容与终止规则，深入探讨了委任关系说对董事辞任权、强制留任义务、涤除登记请求权等制度安排的规范意义，并结合《民法典》第933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论证了董事单方辞任的正当性基础。研究表明，委任关系说为董事涤除登记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但委任关系与组织法关系的融合也给制度设计带来了特殊挑战，需要在保护董事个人自由与维护公司治理秩序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关键词】委任关系；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董事辞任；涤除登记
一、引言：为什么委任关系如此重要？
在董事涤除登记的法律争议中，一个根本性的前置问题是：董事与公司之间究竟是什么法律关系？这个看似抽象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决定了董事能否单方辞任、辞任何时生效、公司是否有义务办理变更登记、法院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介入等一系列实践问题的答案。可以说，董事与公司法律关系的定性，是整个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石"。
在比较法上，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多种学说。英美法系倾向于将董事视为公司的信托受托人（trustee）或代理人（agent），大陆法系则多采用委任关系说。我国《公司法》对此长期未作明确规定，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2024年修订的新《公司法》虽未直接定义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但第70条关于董事辞任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的裁判规则，实质上确认了委任关系说的立场。
本文拟以委任关系为核心，系统梳理董事与公司法律关系的理论构造，阐明委任关系说对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规范意义，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二、委任关系的民法基础
（一）委托合同的基本构造
《民法典》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劳务，受托人提供的是处理事务的行为而非结果；第二，委托合同具有人身信赖性，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是合同成立和维系的基础；第三，委托合同是诺成、不要式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第四，委托合同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
委托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类型的最显著特征，在于《民法典》第933条赋予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法理基础在于，委托合同以人身信任关系为基础，当信任不复存在时，强制维持合同关系既无意义也不合理。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无需说明理由，无需对方同意，只需将解除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即可。
当然，任意解除权并非毫无限制。《民法典》第933条同时规定，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这一损害赔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任意解除权与合同稳定性之间的张力。
（二）委任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委任"一词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并未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出现。《民法典》合同编使用了"委托合同"的概念，而《公司法》则使用了"选举"、"更换"、"辞任"等术语。但在学理和司法实践中，"委任关系"被广泛用于描述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委任关系与委托合同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委任关系以委托合同关系为核心和基础，委托合同的基本规则（如任意解除权）原则上适用于委任关系。区别在于，委任关系还融合了组织法要素——董事不仅是公司的受托人，还是公司组织架构中的法定机关成员，享有法定职权并承担法定义务。因此，委任关系是一种复合型法律关系，既包含受民法调整的委托合同关系，也包含受公司法规范的组织法关系。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陈某飞诉上海某装饰有限公司案（入库编号2024-08-2-264-001）中明确指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与公司之间成立委任关系，法定代表人或董事有权通过辞任的方式单方解除委任关系。"这一裁判要旨确认了委任关系的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委任关系以委托合同为基础，二是受托人享有单方解除权。
三、董事委任关系的成立与内容
（一）委任关系的成立
董事委任关系的成立，需要两个层面的合意：一是公司层面的选任意思表示，二是被选任人的接受意思表示。公司层面的选任，根据新《公司法》第59条，由股东会行使选举和更换董事的职权。股东会作出选举董事的决议后，公司即向被选任人发出了委任要约。被选任人接受该委任（明示或默示），委任关系即告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董事委任关系的成立不以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为要件。实践中，董事通常不会与公司签订专门的"委托合同"，委任关系通过股东会决议和董事的就任行为得以确立。但这并不影响委任关系的委托合同本质——委托合同本就是诺成、不要式合同，书面形式并非成立要件。
此外，董事委任关系与劳动关系可能并存。如果董事同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则董事与公司之间同时存在委任关系和劳动关系。两种关系相互独立，委任关系的解除不影响劳动关系的存续（除非劳动合同另有约定），反之亦然。这一区分在董事辞任后的权益处理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委任关系的内容
董事委任关系的内容包括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
受托人（董事）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参与董事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第二，获取与履职相关的公司信息；第三，依据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获取报酬；第四，在特定条件下辞去董事职务。其中，辞任权是委任关系作为委托合同关系的核心体现，是受托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受托人（董事）的义务主要包括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新《公司法》第18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第181条至第184条进一步列举了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不得侵占公司财产、不得挪用公司资金、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得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不得从事竞业禁止行为等。
新《公司法》显著强化了董事的民事责任。第51条规定，董事会未及时催缴股东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3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88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91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责任的显著强化，使得董事辞任权的保障更加重要。如果董事在无法承受的风险面前没有退出渠道，将导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也可能抑制优秀人才担任董事的积极性。
四、委任关系的终止与任意解除权
（一）任意解除权的行使
基于委任关系的委托合同本质，董事作为受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单方解除委任关系。新《公司法》第70条第3款将这一权利具体化为董事的辞任权："董事辞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
任意解除权的行使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主体要件——行使主体为董事本人；第二，形式要件——须以书面形式作出；第三，对象要件——须向公司（委任人）作出；第四，内容要件——须明确表达辞去董事职务的意思。满足上述要件后，辞任通知送达公司时，委任关系即告解除，无需公司同意或批准。
关于书面形式，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传统观点认为，书面形式指纸质书面文件。但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司法实践已逐步认可电子方式。在陈某飞案中，法院认可了通过微信发送辞任报告的效力。但为稳妥起见，建议董事优先采用EMS邮寄纸质书面通知的方式，同时辅以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以确保送达证据的充分性。
（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任意解除权并非绝对不受限制。在董事委任关系中，任意解除权受到以下限制：
第一，组织法上的限制——强制留任义务。新《公司法》第70条第2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继续履行董事职务。这一规定是对任意解除权的组织法限制，目的在于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的完整性。但如前所述，这一限制应以合理期限为限。
第二，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民法典》第93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董事辞任场景中同样适用。如果董事在不适当的时机辞任（如公司正处于重大交易的关键时期），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过，实践中董事因辞任被追索赔偿的案例极为罕见，因为证明辞任时机不当与公司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较大难度。
第三，章程或协议的限制。公司章程或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协议可能对董事辞任设置额外限制，如约定辞任须提前一定期限通知、辞任须经股东会批准等。这些限制的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如果限制实质上剥夺了董事的辞任权（如约定"董事不得辞任"），则该限制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如果限制仅是对辞任程序作出合理安排（如约定提前30日通知），则该限制原则上有效。
五、委任关系解除后的法律效果
（一）对内效果：董事身份丧失
委任关系解除后，对内效果是董事身份丧失。董事不再享有参与董事会会议、行使表决权等职权，也不再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但保密义务等后合同义务仍然存在）。如果董事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根据新《公司法》第10条第2款，"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董事辞任自动产生辞去法定代表人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委任关系的解除与劳动关系的解除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董事辞任仅解除委任关系，不当然解除劳动关系。如果董事同时是公司员工，需要另行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二）对外效果：登记信息变更
委任关系解除后，对外效果是公司登记信息需要变更。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公司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董事辞任属于"变更事项发生"，公司负有在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的法定义务。
然而，委任关系解除（对内生效）与登记信息变更（对外公示）之间存在时间差。在登记信息变更完成前，辞任董事在工商登记中仍显示为公司在任董事，可能面临来自善意第三人的法律风险。这正是董事涤除登记制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缩短乃至消除这一时间差，使登记信息及时反映委任关系已经解除的客观事实。
六、委任关系说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为董事单方辞任提供法理支撑
委任关系说最直接的实践意义在于，为董事单方辞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支撑。在旧《公司法》框架下，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部分法院对董事单方辞任的效力持保留态度，认为董事辞任须经股东会批准。委任关系说通过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定性为委托合同关系，援引《民法典》第933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为董事单方辞任提供了上位法依据，有效消除了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
（二）为司法介入涤除登记提供判断标准
委任关系说为司法介入涤除登记提供了清晰的判断标准。既然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委任关系，委任关系解除后，公司负有办理变更登记的后合同义务。公司不履行该义务，构成对董事合法权益的侵害，董事有权请求司法救济。法院在判断是否支持涤除登记请求时，核心审查事项是委任关系是否已经有效解除——只要委任关系已经解除，公司就负有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法院原则上应当支持董事的涤除登记请求。
（三）为平衡各方利益提供分析框架
委任关系说还为平衡董事、公司、债权人等各方利益提供了分析框架。委任关系说承认董事的任意解除权，保护了董事的个人自由；同时，通过强制留任义务、损害赔偿责任等机制，兼顾了公司治理秩序的维护；通过审查董事是否存在逃废债等主观恶意，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分析框架使各方利益在委任关系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协调与平衡。
七、委任关系说的局限与完善
尽管委任关系说为董事涤除登记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但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委任关系说主要从私法角度理解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对董事作为公司组织机关的组织法属性关注不足。董事不仅是公司的受托人，还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定组成部分，其辞任涉及公司组织架构的变动，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委托合同的解除。
其次，委任关系说对董事辞任的"外部性"问题解释力有限。董事辞任不仅影响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还可能影响公司债权人、交易相对方等外部主体的利益。委任关系说作为私法理论，主要关注委任双方的权利义务，对外部性的处理需要借助其他制度工具。
再次，委任关系说在解释强制留任义务时存在一定张力。任意解除权与强制留任义务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承认董事可以随时解除委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求董事在特定情形下继续履职。这一矛盾需要通过"合理期限"理论加以调和，但"合理期限"的判断标准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未来，建议在坚持委任关系说基本立场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该理论：一是明确委任关系与组织法关系的衔接规则，二是细化强制留任义务的期限标准，三是建立董事辞任的外部性处理机制。通过这些完善，使委任关系说更好地服务于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实践需求。
八、结语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是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石。委任关系说以民法委托合同为基础，融合公司法组织规范，为董事辞任权、强制留任义务、涤除登记请求权等制度安排提供了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新《公司法》第70条和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对委任关系说的确认，标志着我国董事法律制度的重要进步。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当继续深化对委任关系说的理解和运用，同时关注其局限与不足，推动理论与制度的协同完善，为董事涤除登记提供更加坚实的法理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