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背景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研究
——以2024年修订《公司法》第70条为切入点
【摘要】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董事辞任与涤除登记的法律规则，为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董事离任难"问题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本文以新《公司法》第70条为核心，系统梳理了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础、法律构造与司法适用，深入分析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性质、董事辞任权的行使方式与生效规则、公司涤除登记义务的内容与期限，并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典型案例，探讨了司法介入涤除登记的标准与程序。研究表明，新《公司法》确立的"书面通知—辞任生效—三十日变更登记"规则体系，有效平衡了董事个人权益保护与公司治理秩序维护之间的关系，但实践中仍存在执行难、善意董事保护不足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立法完善。
【关键词】董事涤除登记；新《公司法》；委任关系；辞任权；司法介入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7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是自1993年《公司法》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改，涉及条文290余条，其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尤为引人注目。在董事制度方面，新《公司法》第70条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董事辞任的程序与效力，为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董事离任难"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在旧《公司法》框架下，董事辞任后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涤除登记"）的问题十分突出。大量"挂名董事"在辞去职务后，因公司不配合或无法召开股东会等原因，长期被登记为公司在任董事，不仅承受着持续的法律风险，还可能因公司债务问题被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严重影响了个人生活与职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3年间，全国法院受理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涉及董事涤除登记的案件占比超过六成。
新《公司法》第70条第3款明确规定："董事辞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但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务。"这一规定确立了董事辞任的"书面通知生效主义"，即董事辞任无需公司批准，辞任通知送达公司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同时，新《公司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上述规定共同构成了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规范基础。
然而，新《公司法》的规定仍存在若干未尽之处：其一，法律未明确公司不履行涤除登记义务时的法律责任；其二，董事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时的"强制留任"期限缺乏明确界定；其三，司法介入涤除登记的具体标准有待进一步细化。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以新《公司法》第70条为切入点，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典型案例，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涤除登记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理解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前提。关于这一关系的性质，学界存在委任关系说、代理关系说、信托关系说等多种观点。新《公司法》及司法实践明确采纳了委任关系说。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编号2024-08-2-264-001）陈某飞诉上海某装饰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与公司之间成立委任关系，法定代表人或董事有权通过辞任的方式单方解除委任关系，辞任的书面通知送达至公司时，辞任生效。"这一裁判规则为董事涤除登记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委任关系的核心特征在于：第一，委任关系以双方信任为基础，信任丧失则关系难以维系；第二，委任关系中的受托人享有单方解除权，这是委任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类型的重要标志；第三，委任关系的解除不以委托人同意为条件，受托人作出解除意思表示并通知委托人即可。《民法典》第933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该规定为董事单方辞任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关系并非纯粹的民事委托合同关系，而是融合了组织法要素的复合型法律关系。董事不仅作为受托人处理公司事务，还依法享有参与董事会决策、监督公司经营等法定职权，同时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这种复合性决定了董事辞任制度需要在保护董事个人自由与维护公司治理秩序之间寻求平衡。
（二）董事辞任权的法理基础
董事辞任权的法理基础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阐释。首先，从私法自治的角度看，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担任其不愿担任的职务，这是人格自由与职业自由的基本要求。董事作为一种身份和职务，其担任应当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当董事不再愿意继续任职时，法律应当尊重其选择，允许其通过辞任方式退出公司治理结构。
其次，从委任合同的性质看，委任关系以人身信任为基础，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当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破裂时，强制维持委任关系不仅违背委任合同的本质，还可能损害公司利益——一个已经失去履职意愿的董事，难以期待其勤勉尽责地为公司服务。因此，赋予董事单方辞任权，既是尊重委任合同性质的体现，也是保护公司利益的需要。
再次，从权利义务平衡的角度看，新《公司法》在强化董事责任的同时，也应当为董事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新《公司法》第51条规定了董事未及时催缴股东出资的赔偿责任，第53条规定了董事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赔偿责任，第188条规定了董事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在董事责任显著加重的背景下，如果董事无法有效辞任，将导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三）涤除登记制度的价值目标
董事涤除登记制度承载着多重价值目标。第一，保护董事个人合法权益。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董事登记信息对外公示后，董事将面临来自债权人、监管机构等多方面的法律风险。涤除登记制度使董事能够及时消除登记外观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避免因"名义董事"身份而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二，维护公司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公司登记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确保登记信息的真实、准确。当董事已经辞任而登记信息未及时更新时，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将损害公司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也可能误导交易相对方。涤除登记制度有助于维护登记信息的准确性。
第三，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涤除登记制度要求公司在董事辞任后及时选任新董事并办理变更登记，这有助于督促公司保持治理结构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防止因董事缺位导致公司治理失灵。
三、新《公司法》第70条的规范解读
（一）董事辞任的程序要件
新《公司法》第70条第3款规定了董事辞任的两项程序要件：一是形式要件——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二是生效规则——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这一规定确立了"书面通知生效主义"，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书面形式是法定要求。董事辞任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口头辞任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要求的目的在于确保辞任意思表示的明确性和可证明性，避免因意思表示不明确而产生争议。实践中，书面形式包括纸质书面通知、电子邮件、微信等电子数据形式，但建议优先采用EMS邮寄书面通知的方式，以便留存送达凭证。
第二，辞任生效不以公司同意或批准为条件。这是新《公司法》的重大突破。在旧法框架下，由于缺乏明确规定，部分观点认为董事辞任须经股东会批准方能生效，导致公司可以通过不召开股东会或不批准辞任的方式"锁定"董事。新《公司法》明确否定了这一观点，确立了辞任的单方生效机制。
第三，辞任生效时点为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这意味着辞任通知属于"到达生效主义"的范畴，而非"发送生效主义"。董事需要确保辞任通知实际送达公司，并保留送达证据。如果公司拒绝签收，董事可以通过公证送达、登报公告等方式完成通知义务。
（二）董事辞任的限制：强制留任义务
新《公司法》第70条第3款但书规定："但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务。"所谓"前款规定情形"，是指第70条第2款规定的两种情形：一是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二是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在这两种情形下，辞任董事须在改选出新董事前继续履行董事职务，此即"强制留任义务"。
强制留任义务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的完整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新《公司法》第68条），如果董事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将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损害公司利益。因此，法律要求辞任董事在过渡期间继续履职，直至新董事就任。
然而，强制留任义务不应被无限期延长。如果公司股东会长期怠于选任新董事，辞任董事将陷入"辞而不退"的困境，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对此，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强制留任义务的履行应当以"合理期限"为限。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赵某与某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4)沪0106民初18038号）中明确指出，过渡期间应为合理期间，"如果经过合理期限，公司仍怠于履行改选义务，则会导致已辞职董事因长期处于无法离任状态而产生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则应允许该董事通过诉讼途径涤除备案登记。"
（三）公司的涤除登记义务
新《公司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虽然该条款直接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但由于法定代表人由董事或经理担任（第10条第1款），董事辞任往往同时触发法定代表人变更。因此，该三十日期限对董事涤除登记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公司的涤除登记义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内部层面——在合理期限内选任新董事（或新法定代表人）；二是外部层面——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公司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登记机关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实践中，公司不履行涤除登记义务是引发诉讼的主要原因。公司不履行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股东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形成变更决议；有的是因为公司已停止经营，无人负责办理变更手续；还有的是因为公司恶意利用董事登记信息，将董事作为"挡箭牌"应对债权人。无论何种原因，公司不履行涤除登记义务均构成对董事合法权益的侵害。
四、司法介入涤除登记的标准与程序
（一）司法介入的前提：穷尽内部救济
司法实践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是：董事请求司法涤除登记须以"穷尽内部救济"为前提。这一原则体现了司法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只有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失灵时，司法才有介入的正当性。
入库案例（编号2024-08-2-264-001）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法定代表人或董事辞任的书面通知有效送达公司后，公司未在三十日内主动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在行使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其的全部权利后，仍未能实现登记变更的，应当视为无法通过公司内部自治途径解决涤除问题，司法介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穷尽内部救济"的具体内涵因董事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同时是公司股东的董事，其应当尝试通过提议召开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等方式推动变更决议的作出；对于非股东董事（如职工董事、外部董事），其内部救济手段相对有限，通常只需向公司发出书面辞任通知并催告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即可。对于挂名董事而言，因其通常不享有实际职权，不应苛求其发起公司自治程序，在其能力范围内穷尽自力救济措施即可。
（二）司法审查的核心要素
综合司法实践，法院在审理董事涤除登记案件时，通常审查以下四项核心要素：
第一，辞任意思表示的有效性。董事须已向公司作出明确的辞任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已有效送达公司。书面形式是法定要求，辞任通知的内容应当清晰明确，表明辞去董事职务的意愿。如果辞任通知内容模糊（如"考虑辞任"、"有意辞任"等），可能不被认定为有效的辞任意思表示。
第二，与公司无实质关联性。董事须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已不存在实质性关联，包括：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已从公司离职（不存在劳动关系）、非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等。如果董事仍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持有公司股权，法院可能认为其与公司仍存在实质关联，不支持涤除登记请求。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在徐某栋诉宜兴某科技有限公司案（入库编号2024-08-2-264-002）中，即以徐某栋"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实际参与经营、领取报酬，且连续多年从事其他工作"为由，认定其与公司无实质性关联，支持了涤除登记请求。
第三，已穷尽内部救济途径。如前所述，董事须证明其已尝试通过公司内部途径解决涤除问题但未果。这通常包括：向公司发出书面辞任通知、催告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尝试提议召开股东会（如董事有此职权）等。
第四，不存在逃废债等主观恶意。法院会审查董事请求涤除登记是否存在逃避债务、规避执行措施等不正当目的。如果董事在公司出现债务危机时"精准"辞任，或辞任时机与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时间高度重合，法院可能对其辞任动机进行严格审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刘某与某文化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中明确指出，"企图通过诉讼逃避限高措施的法定代表人不应被涤除登记"。
（三）诉讼程序要点
在诉讼程序方面，董事涤除登记案件应注意以下要点：
案由方面，此类案件应适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274项）。虽然该案由最初主要针对股东登记事项的变更，但司法实践中已普遍接受将其适用于董事、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的涤除。
管辖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及《民诉法解释》第22条，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诉讼参加人方面，原告为请求涤除登记的董事，被告为公司。建议将公司股东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于法院查明事实。需要注意的是，当原告本人是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时，会产生原告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重合的问题，此时公司应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
诉讼请求方面，建议采用层次化的请求设计：第一层次，请求判令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办理变更登记；第二层次，如公司逾期未办理，则请求判令公司办理涤除登记（即将原告的登记信息直接移除）。这种设计可以应对公司不配合执行的情况。
五、典型案例评析
（一）陈某飞诉上海某装饰有限公司案
该案（入库编号2024-08-2-264-001）是新《公司法》实施后最具代表性的董事涤除登记案例。陈某飞原为某装饰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因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章某林产生分歧，于2022年5月通过微信向章某林发送辞职报告，要求辞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此后，陈某飞先后请求公司监事召开股东会、自行召集临时股东会审议辞任事项，均因章某林及其控制的合伙企业投票反对而未果。陈某飞遂诉至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飞已通过书面方式（微信）向公司作出辞任意思表示，辞任通知送达公司时即生效。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主动申请变更登记，陈某飞在行使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其的全部权利后仍未能实现登记变更，已无法通过公司内部自治途径解决涤除问题，司法介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遂判决支持陈某飞的诉讼请求。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第一，明确了微信等电子方式发送辞任通知的效力；第二，确立了"穷尽内部救济"的具体标准——董事须行使公司法及章程赋予的全部权利；第三，明确了司法介入涤除登记的判断时点和条件。
（二）徐某栋诉宜兴某科技有限公司案
该案（入库编号2024-08-2-264-002）是典型的"挂名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案例。徐某栋接受委派担任宜兴某科技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后，委派方未继续委派，徐某栋实际上已非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但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下落不明，股东经营异常。徐某栋遂诉请涤除其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登记。
宜兴市人民法院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支持涤除登记的理由：一是徐某栋与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二是徐某栋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参与实际经营，与公司无实质性关联；三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下落不明，徐某栋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解决变更事宜；四是未发现徐某栋存在逃废债务、规避执行措施等情形。该案为挂名董事涤除登记提供了清晰的裁判思路。
六、执行难题与制度突破
董事涤除登记案件胜诉后，执行环节曾长期面临困境。传统上，公司登记机关以"需公司决议"或"未推选出新的人员"为由拒绝协助执行，导致判决难以落实。上海市闵行区法院（2023）沪0112执1446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上海市普陀区法院（2021）沪0107执4646号执行裁定书等均反映了这一困境。
2025年2月10日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5号）第23条为破解执行难提供了制度性突破。该条规定："因公司未按期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登记备案事项相关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涤除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分公司负责人等信息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涤除信息。"
这一规定意味着，公司登记机关不再以"需公司决议"为由拒绝协助执行，而是可以直接依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涤除公示。北京、上海等地已率先落实这一机制，将涤除后的人员信息替换为"依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涤除"，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这一制度创新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执行难"问题。
七、结语与展望
新《公司法》第70条确立的董事辞任与涤除登记制度，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完善。该制度以委任关系为理论基础，以"书面通知生效主义"为核心机制，以"穷尽内部救济"为司法介入前提，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董事退出法律框架。《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3条进一步解决了执行环节的制度障碍，使董事涤除登记制度形成了"辞任—诉讼—执行"的完整闭环。
然而，现行制度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建议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强制留任"的合理期限，避免董事因公司怠于改选而无限期留任。其次，建议完善公司不履行涤除登记义务的民事责任制度，赋予董事请求赔偿的权利。再次，建议建立董事涤除登记的行政程序路径，允许董事在满足特定条件时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涤除登记，减少诉讼成本。
展望未来，随着新《公司法》的深入实施和配套制度的不断完善，董事涤除登记制度将在保护董事合法权益、维护公司登记信息真实性、促进公司治理规范化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深入理解董事涤除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裁判规则，准确把握诉讼策略和执行路径，将有助于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