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确立的重要制度，旨在实现对外替代责任与对内最终责任之间的平衡。然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用人单位未购买商业三者险”为由大幅减轻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裁判逻辑。本文以一起典型案例为切入，剖析这种“责任稀释”现象背后的三重谬误：将合同领域的风险安排在侵权责任划分中占据不当权重，以风险管理瑕疵冲抵过错评价，以事后财务决策否定事前行为可责性。本文认为，追偿权纠纷的责任划分应坚守“过错程度为主、管理责任为辅”的审查序列，保险购买情况不应成为减轻直接侵权人责任的正当理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追偿权制度的规范功能。

关键词：追偿权；重大过失；商业保险；过错责任；责任稀释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7月，一名专职客运驾驶员在夜间雨天执行职务时，以不低于71公里/小时的速度在限速60公里/小时的路段行驶，因疏于观察、措施不当、未按规定让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受害人重伤。交警部门认定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该认定经复核维持。用人单位对外赔偿50余万元后，向该驾驶员行使追偿权。一审法院虽认定驾驶员构成“重大过失”，但仅判令其承担30%的追偿责任，将70%的损失归于用人单位自行承担。支撑这一判决的核心理由是：用人单位仅投保交强险而未购买商业三者险，对风险防控存在疏漏，应自行承担主要损失。

这一裁判逻辑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用人单位未购买商业保险，能否成为减轻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理由？合同领域的风险安排，能否冲抵侵权领域的过错评价？追偿权制度所追求的“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应如何落实？本文将从法教义学、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三个维度，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分析。

二、追偿权制度的规范结构与价值内核

（一）替代责任与最终责任的二元平衡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确立的用人单位追偿权，体现了一种精妙的制度设计：对外关系上，用人单位基于雇佣关系的报偿理论和风险分散能力，承担无过错替代责任；对内关系上，基于最终责任原则，允许用人单位向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这一二元结构的理论前提是：雇佣活动中的一般风险，应当由作为经营收益方的用人单位承担；但当工作人员的过错超出雇佣活动固有的、可被接受的风险范围，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程度时，其个人可责性应当得到单独评价。追偿权制度正是这种“风险分配”与“过错归责”之间的平衡机制。

（二）追偿权制度的三大功能

第一，公平正义价值。追偿权制度实现了“自己行为自己负责”的基本正义观，避免无过错的用人单位成为工作人员重大过错的“最终买单人”。如果工作人员的严重过错行为最终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损失，实质上是让无过错者为有过错者“背锅”，违背了基本的公平观念。

第二，行为规制功能。通过经济追偿反向激励工作人员谨慎履职，是追偿权制度的重要功能。当工作人员预见到重大过失可能带来个人经济责任时，其在工作中的注意水平将会提高。这种“成本内部化”机制，是法律实现行为规范目标的有效手段。

第三，风险合理分配。在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建立符合公平原则的损失分担机制，是追偿权制度的另一重要功能。这种分配应当以过错程度为主要依据，而非简单地在双方之间“和稀泥”式分摊。

三、“责任稀释”现象的三重谬误

（一）第一重谬误：法律关系的混淆

“用人单位未购买商业三者险”属于合同法律关系的范畴，是用人单位与保险公司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订立的商业安排。而追偿关系属于侵权法律关系的范畴，以过错为归责基础。二者在法律性质、构成要件、功能定位上均不相同，本不应相互影响。

然而，一审判决的逻辑实质上是：“因为用人单位没有购买足够的商业保险来‘兜底’，所以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就可以被减轻。”这种将合同问题引入侵权责任划分的做法，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破坏了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性。

（二）第二重谬误：因果关系的断裂

侵权责任的承担，要求行为人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本案中，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驾驶员的超速、疏于观察等违法行为，而非用人单位是否购买了商业保险。无论用人单位是否购买商业险，驾驶员的违法行为都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一审判决以“保险缺位”为由减轻驾驶员责任，实质上是用与损害发生无关的因素来冲抵过错责任。这在因果关系理论上构成根本性错误。

（三）第三重谬误：过错的稀释评价

一审判决虽在形式上认定驾驶员构成“重大过失”，但在责任分配时将这一评价的权重压缩至30%。这种“定性”与“定量”的严重脱节，使得“重大过失”的法律评价在实践中被实质性降格。

一般过失轻微违反注意义务，危害较小10%-30%不适用 重大过失（一般情形）明显违反注意义务，具有一定危害性40%-60%不适用 重大过失（严重情形）多重违法叠加，危害严重60%-80%适用 故意主观上追求或放任损害发生80%-100%不适用

本案中驾驶员的行为——夜间雨天+严重超速+疏于观察+措施不当+未按规定让行——明显属于严重情形的重大过失，本应匹配60%-80%的追偿比例。一审判决的30%实际上将“重大过失”降格为“一般过失”处理，形成了评价与结果之间的内在矛盾。

四、“保险免责”的逻辑悖论与法政策分析

（一）事实因果关系的缺失与逻辑谬误

从事实层面分析，用人单位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与工作人员是否发生重大过失侵权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用人单位的保险决策，既不能预防或减少工作人员过错行为的发生，也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过错行为的性质。商业保险的功能是风险发生后的财务补偿，而非风险发生前的行为预防。将二者关联，违背了基本的事实逻辑。

（二）对用人单位形成“反向惩罚”

如果“未购买商业险可以作为减轻工作人员责任的理由”这一逻辑成立，那些因创业初期资金紧张、风险判断不同等原因未购买足额商业险的用人单位，其工作人员的过错责任反而更轻；而那些财力雄厚、购买了足额保险的用人单位，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反而更重。这种“激励”完全背离了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功能。

（三）为工作人员提供“避责港湾”

任何存在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辩称：“因为单位保险没买够，所以我的责任应该减轻。”这将彻底消解追偿权的行为规制功能，使得工作人员在重大过失时仍可期待获得责任豁免。

五、追偿权纠纷中责任划分的应然路径

（一）确立“过错程度为主、管理责任为辅”的审查序列

第一层次——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是确定责任比例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法院应当审查：违反注意义务的具体情节、违反的法律规范的性质、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及相应的注意义务标准。

第二层次——用人单位的管理瑕疵，只有当用人单位存在与损害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管理瑕疵（如选任不当、培训缺失、监管不力）时，才可作为调整因素，且这种调整应当是适度的，不应反客为主。

（二）明确“管理责任”与“财务决策”的界限

“管理责任”应当严格限定在与损害发生有因果关系的管理行为范围内：选任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员工；未能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和教育；未能建立并执行合理的安全管理制度；对已知的员工违规行为未加制止等。

而是否购买商业保险、购买多少额度的商业保险，属于用人单位的财务决策和风险管理安排，与损害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纳入“管理责任”的范畴。

（三）建立过错程度与责任比例的对应关系

为了统一裁判尺度，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建立过错程度与责任比例的基本对应关系：一般过失10%-30%；重大过失·一般情形40%-60%；重大过失·严重情形60%-80%；故意80%-100%。这一对应关系既体现了过错程度与责任大小的正相关关系，也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基本框架。

六、结语

回到本文标题所设之问：“保险免责”究竟是法律逻辑的谬误，还是司法实践的迷思？答案应当是明确的——用人单位未购买商业保险，不能成为减轻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正当理由。

追偿权制度的精髓在于：对外替代责任体现风险分担的社会理念，对内最终责任彰显过错归责的个体正义。当司法裁判以“保险缺位”为由稀释过错责任时，实际上是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做出了失衡的选择。

从法教义学的角度看，保险购买情况与侵权责任划分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上的关联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保险免责”将产生负向激励和道德风险；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责任稀释削弱了法律的惩戒与预防功能，可能向社会传递错误信号。

司法裁判应当回归追偿权制度的本质：以过错程度作为责任划分的核心依据，让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而非用人单位的保险购买情况，决定其在内部追偿中的责任份额。唯有如此，才能使“重大过失”的法律评价真正转化为实质性责任，使追偿权制度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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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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