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法官：契约与认可

威特莫尔当成了目标在这场谋杀事件中被当成了目标。在场的其他四个人通过暴力使其服从他们的意志，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威特莫尔的同意或者不同意遭到了轻视、忽略和蹂躏，他不被看做平等的一方。当这种暴行以性行为的方式表现时，就是强奸，以故意杀人的形式表现时，就是谋杀。

所以，让我们从同意可以撤回的原则开始讨论。威特莫尔撤回了加入抽签的同意，但探险者们为他掷骰子时，他并没有认为骰子被做了手脚或者投掷时有舞弊行为，他也没有这么说过，但这只表明他同意了掷骰子的公平性，而没有同意重新加入之前的那项协定。这对他的同伴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杀死了威特莫尔，仿佛他己经同意了似的。

如果不是为了获得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同意，探险者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讨论抽签的数学问题？即使如斯普林汉姆正确指出的，同意不是对谋杀的抗辩，对探险者们来说同意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假如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借口忽略威特莫尔的异议？威特莫尔的不同意对本案没有实质意义，并非因为同意是对谋杀的一种抗辩，而是因为，除非探险者们双手清白地走进法院，否则他们就不能主张紧急避难抗辩。我们的同情感几乎取决于他们双手的干净程度，而判决他们无罪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那种同情感。

我依然相信遵守法律的义务并非建立在某种神秘的道德义务之上，也绝不是奠立于主权者的某种神圣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遵守它的承诺上面，尽管这种承诺可能是默示的。所以我认为被告有罪。

雷肯法官：严惩犯罪的必要性

如果刑法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保护公民们免受犯罪所带来的伤害，那对心理免责事由的继续承认会加剧问题，而不会有助于问题之解决。

特朗派特法官认为紧急避难与这一案件毫不相干，探险者们的罪名成立，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却是错误的。他争论说，谋杀罪的紧急避难抗辩与生命的尊严不一致，但即使确乎如此，这种意见也仅适合于到布道台去宣讲，而不宜在法院发表。紧急避难之所以与本案毫不相干，其理由在于，即使本案中的杀人行为极其必要，纽卡斯国惩罚那些杀人者也是合理的。斯普林汉姆法官恰切地描述了紧急避难的一项法律功能，即它否定了犯罪意图。这使它成为一个免责事由。在我看来，它也可能是一个正当理由，证明被告人选择了较轻的罪恶。紧急避难可以同时是这两种，去争论它到底是哪一个，就好像它只能是其中之一，既徒劳无益，又偏离问题之关键。就其否定了犯罪意图而言，我们可以把紧急避难称为一种“心理抗辩”。在本案中，它确认该被告缺乏立法机关所欲惩罚的心理状态。因此，如果被告主张紧急避难，那就承认了他实施了立法机关欲禁止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被告人实施了一个被禁止的行为，但同时又没有一种可惩罚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应该判决其有罪，还是宣告其无罪呢？对这一问题的惯常回答是我们应该宣告无罪，但是根植于我们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标准决定了，这种惯常观点有很大的问题。本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推翻这一惯常规则，从而更忠实地遵守我们共同的标准。如果我们不承认心理的或者意志力方面的任何理由，对所有那些实施了受禁止行为的人都进行惩罚，那么我们就实现了三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目标．首先，我们将会把大街上的危险分子一扫而光。第二，我们会缩短审判时间，让惩罚来得更为迅速且少有遗漏。第三，我们将会有力地阻止其他人做出同样的行为。无数的研宄表明，同惩罚的严厉性相比，惩罚的迅捷性和必然性在防止犯罪方面更为有力。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被告有罪。

最后判决

唐丁法官再次表达意见：首席法官问我在听了两各位同事刚才论述的观点之后，是否打算重新考虑自己先前的主张。我想说的是，在听了这些意见后，我更加确信自己应该不参与对这个案件的判决。

由于最高法院意见不一且各种观点的论证针锋相对，不相上下，初审法院最终维持有罪判决和量刑。根据裁定，刑罚将在们00年襄月2目上午六点执行，届时死刑执行官将奉命干净利落地绞死被告人。

最终日的讨论结束，洞穴探险案的分析也到此结束，最终有罪和无罪的意见数量相同，根据法律维持原判。我相信这是原作者的刻意为之。作为法律人，我们不应该太过纠结于有罪还是无罪的判决。掌握案件背后的法学原理，合乎情理地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才是我们法律人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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