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至上原则引申出来的是法官有义务忠实适用法律条文，根据法律的平实含义来解释法律，不能参考个人的意愿或个人的正义观念。关于这个案件让我们来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有罪判决被维持的话，是否应该给予被告行政赦免。在我们的政府体制下，这是最高行政长官应该回答的问题，而非法官应该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不同意首席法官的做法，它实际上是在指示最高行政长官在这个案中应该如何做，并指出如果这些指示不被听从则会产生不当之处。这会导致政府职能的混乱。我的职责既不是向最高行政长官发出指示，也不是考虑他可能做或不做什么，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我必须完全受到联邦法律的控制。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并不需要讨论这些人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这同样是个无关法官职责的问题，因为法官宣誓适用法律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观念。据《纽卡斯联邦法典》第十二条A款的含义，被告是否的确故意剥夺了威特莫尔的生命。法典的准确表述如下：“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应被判处死刑。”现在我假定任何一个毫无偏私的观察者，只要乐于理解这些词的普通含义，将立刻得出结论，被告确实“故意剥夺了威特莫尔的生命”。

因此，我认为被告有罪。

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智慧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践的问题，与抽象的理论无关。如果按这个思路来处理本案，它就变成本法庭曾经讨论过的案件中最容易做出判决的案件之一。

我惊奇地听到这个简单的案子所引起的让人备受折磨的推理。我从不怀疑我的同事具有给每一个呈现到他们面前、需由他们做决定的问题披上条文主义模糊面纱的能力。但所有这些与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直无法让我的同事明白政府是一项人类事务，人们不是被报纸上的语言或抽象的理论所统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统治的。如果统治者理解民众的感受和观念，就会给民众以仁治。但如果统治者缺乏这种理解，民众享受到的只能是暴政。登。最大的报纸集团之一就此问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最高法院应该怎样处理洞穴探险者？”大约九成的人认为应该宽恕被告或给予象征性惩罚后释放。公众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即使没有民意调查，根据常识，或者只是观察，我们也能得知，这个法庭上有明显超过半数或九成的人拥有同样的观点。

我的结论是，这些被告是无辜的，被控的罪名不成立，有罪判决和量刑必须撤销。

很遗憾博纳姆法官今天无法到场陈述他的观点。在开始之前我首先要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在联邦诉斯特莫尔（Commonwealthv.Staymore）的案例中，根据把汽车停放在特定区域超过两个小时构成犯罪的法律规定，被告是有罪的。被告力图移开他的车，但无能为力，因为街道被一个他没有参加也没有理由预测到的政治游行所阻断了。他的有罪判决被本法庭撤销了，尽管该判决完全符合法令的字面规定。

又如，在费勒诉尼格斯案（Fehlerv.Neegas）中，有一个法令需要由法庭来解释，这个法令中“不”一词位置明显颠倒，它本来应放在法令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这个颠倒在该法令后来所有的稿中都得到保留，这显然是立法发起者和法令起草者的疏忽，没有人能解释错误是怎么产生的，但把法令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错误显而易见，若按此对最后条款的文义进行解释，将导致与前面所有内容不协调，并与法律序言中所阐述的目的相背离。本法庭拒绝接受该条例字面的文义解释，而是把“不”放到它明显该放的位置来解读该条款，从而达到纠正其语义错误的效果。

我们面对的法律条文从来没有依照字面意思被加以适用。几个世纪以前就确立了自我防卫杀人免责。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人们犯罪。很显然，如果宣布在自我防卫中杀人构成谋杀罪，这种规定将不能起到威慑作用。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时肯定会反抗攻击者而不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因此，依据刑事立法广义上的目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宣布这一法令并没有打算适用于自我防卫。同理，在本案中，被害人的行为是身处绝境中的自救，杀人构成犯罪的法令同样不适用于此种情形。

所以我坚持认为，被告无罪。

第二日讨论结束，法官的陈述过后，目前有罪：无罪判决为2：3，明日，四名被告人最终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判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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