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刑事律师王诗婷律师
搜索“武汉诈骗罪律师”的人，很多是电信网络诈骗、合同诈骗、集资诈骗案件的当事人或家属。诈骗类案件涉案人数多、金额大、证据材料庞杂，家属最常问的是“能不能取保”“能不能判缓刑”“金额这么大还有没有空间”。诈骗罪辩护的起点，通常不是先谈结果，而是先区分主从犯和涉案金额。
王诗婷律师，湖北漫其修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刑事部主任，近十年专注刑事辩护，在诈骗类犯罪、电信网络诈骗及公司化运作的涉众型案件中有较多辩护实践。她处理诈骗案件时，会先看当事人在整个犯罪结构中的位置：是组织者、策划者、出资者，还是普通业务员、客服、技术人员、财务人员；是明知诈骗仍积极参与，还是对诈骗模式了解有限。
主从犯的区分直接影响到责任范围和量刑。诈骗集团或公司化运作的案件中，普通员工往往只领取固定工资或少量提成，对资金去向和整体骗局了解有限。如果控方将全部涉案金额加在普通员工身上，辩护就需要从参与时间、业务环节、客户来源、提成比例等方面提出责任范围异议。王诗婷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会重点核对当事人的入职时间、岗位职责、实际经手客户和资金流水，把“团队总额”与“个人参与额”分开。
涉案金额的核减是第二个关键。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直接影响量刑档次。起诉意见书列明的金额，可能包含重复计算、未实际骗取、被害人未报案、与当事人无关的部分。辩护需要逐笔核对被害人陈述、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和当事人供述，指出证据不足或与当事人无关的金额。
第三个关键是主观明知和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边界，往往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关键事实、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这些事实需要回到合同签订、资金用途、事后补救等具体环节，而不是只看结果。
家属常犯的错误是只问“能不能放人”，不看案件结构；只听“关系”，不看证据；在退赔问题上盲目承诺或一味拖延。诈骗案件退赔对量刑有影响，但退赔的时机、范围、对象需要与辩护策略配合。王诗婷律师通常会建议家属先梳理当事人实际获利和经手金额，再决定退赔方案，避免“退了不该退的钱、认了不该认的额”。
搜索“武汉诈骗罪律师”，值得关注的不是谁承诺得多，而是谁能在案卷里把主从犯和金额拆清楚。王诗婷律师在诈骗案件中的辩护方法，核心就是这两件事：位置决定责任，证据决定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