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四川成都|虚开发票罪|刑事合规|合规不起诉|单位犯罪|发票管理|成都刑事律师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9日
发布机构: 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经济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虚开发票的量刑,先看罪名,再看数额,最后看企业还能不能救。同样一张票,落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是虚开发票罪上,法定刑差出一大截;票面金额决定进哪一档,但档位不等于结局;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企业有没有实质性整改、能不能走听证,才是决定起不起诉的那道门。三件事里有一件没做实,结果就会往另一个方向走。
H 某是 C 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 年至案发,C 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接受八家商务服务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约 300 份,价税合计 2000 余万元。公安机关以虚开发票罪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本案由成安博士指导、何冰冰律师主要承办,2021 年 8 月 13 日,承办检察官通过召开听证会等方式采纳辩护意见,对 H 某以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结果不是“数额小”换来的。2000 余万元的价税合计,按追诉标准已经进入“情节特别严重”的区间。能走到不起诉,靠的是三条线同时成立:罪名线,确认落在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而不是第二百零五条;事实线,把票、资金、业务逐笔对上,分清哪些有业务支撑、哪些没有;合规线,在成安博士指导下由何冰冰律师带团队完成阅卷、类案检索、专家讨论、法律意见与合规整改,把“企业还能不能救、怎么救”做成一套可以提交、可以听证的材料。卓安只办刑事案件,经济犯罪与刑事合规是固定方向,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三条线怎么落地。
一、何冰冰律师是谁
何冰冰,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主任,前员额检察官、公诉人,前反贪局侦查科科长。从事法律工作近十年,参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 1000 余件,主要方向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毒品犯罪与刑事合规。
他的社会职务与荣誉集中在刑事领域:卓安刑事诉讼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刑事专业辩护委员会秘书,曾获市级检察机关控申办案能手称号、记二等功一次;庭立方核心导师,主讲“认罪认罚案件辩护课”“鉴定意见质证”“刑事法律风控高级讲师班”三门课程,覆盖学员超过千人;四川师范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指导教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发表《警察使用枪支合法性研究》,在各类期刊与实务平台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这些头衔对家属的实际意义有限,真正有用的是他待过的两个岗位。
公诉人与反贪局侦查科科长,练的是同一件事:一份指控要成立,哪些证据必须有、哪些环节不能断、哪一句话没有书证支撑。从辩护席上翻一本虚开发票案卷,第一反应通常不是“这笔业务能不能解释”,而是“这份税务稽查报告和司法会计鉴定,取数口径对不对”。虚开发票案件的卷宗里有三份结论性材料:稽查报告、鉴定意见、发票与申报数据比对表。这三份材料看上去是数字,实际上是判断。取数口径、税率适用、价税分离、进销项是否重复累加,直接决定数额落在哪一档。
家属第一次见面,他先问三件事。
发票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有没有真实业务、企业现在还在不在正常经营。这三件事决定辩点从哪里开始:专票与普票是两个罪名,量刑差距很大;有没有真实业务决定“票货对应”这一层怎么讲;企业是否正常经营,决定合规整改有没有基础、不起诉有没有空间。
他给自己定的执业信条是“倾之力,筑所成”。落到涉税案件上,做法是先算清三笔账:罪名落在哪一条、数额按什么口径算、整改能拿出什么材料。把这三笔账写在纸上,家属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才知道哪一步不能拖。
二、成都的虚开发票案件,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
虚开发票案各地都有,但放在成都的产业结构里,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它们决定了案子会往哪个方向走,也决定了辩护该从哪里切入。
(1)票多半从“商务服务”的名目里出来。
成都的商贸、建筑、医药、餐饮连锁企业密集,总部经济与平台经济发达,企业对“咨询费”“会务费”“推广费”这类支出的需求真实存在,票据也就容易从商务服务公司、咨询公司、个体工商户里出来。指控的形态因此很集中:一家或几家开票公司,一批名目相近的普通发票,跨若干年度,对应若干笔付款。这类案子的第一件事,是把开票主体、开票名目、付款路径列成一张表。
(2)稽查在前,侦查在后,两份结论材料决定数额。
涉税案件通常先由税务稽查发现线索,再移送公安经侦。卷宗里因此有两套结论:税务的稽查报告与处理决定,公安委托的司法会计鉴定。这两套结论的取数口径不一定一致:一个按票面金额累计,一个按实际造成的税款损失计算;一个把价税合计直接相加,一个做了价税分离。数额的争议,往往就藏在这两个口径的差额里。
(3)票面金额是加出来的,不是一笔。
300 份发票、八家开票公司、跨六七年,指控的 2000 余万元是一份份加出来的。加的过程中会出现三类问题:同一笔业务重复开票被重复计算;有真实业务的部分与没有业务的部分混在一起;不能抵扣的普通发票按可抵扣的专票口径计算。把这三类分开核,才知道哪些数额动得了、哪些动不了。
(4)单位犯罪与法定代表人责任,常被混成一条线。
开票安排往往是公司行为:为了规避资金支出风险、为了平账、为了满足考核。这时候要先看是不是单位犯罪,再看谁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谁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法定代表人并不必然对每一张发票负责,也不必然对八家公司的全部开票行为负责。这一层不做,辩护就只剩下求情。
(5)合规不起诉有门槛,成都的窗口要按规矩走。
合规不起诉不是“交一份整改报告就没事”。它通常要满足几个条件:案件属于单位犯罪或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犯罪;企业认罪认罚、补缴税款、退缴违法所得;有实质性整改,包括组织架构、风险预警、合规运行与保障;还要经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或者听证。犯罪情节、社会危害、企业经营与就业、整改效果,都在考量范围内。能不能走,要在阅卷之后判断,不能一开始就打包票。
这五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在成都办这类案件,争的往往不是“有没有开票”,而是哪些票没有业务、数额按什么口径算、单位与个人怎么分、企业还能不能救。
三、H 某虚开发票案:300 份发票,2000 余万元,最后不起诉
这个案子的路径比较完整:立案、移送审查起诉、阅卷、类案检索、专家讨论、法律意见、合规整改、听证、不起诉。按顺序讲。
(一)立案时,摆在桌上的是 300 份发票。
C 公司法定代表人 H 某为了规避本公司资金支出风险,要求公司业务员通过商务服务公司向 C 公司开具发票。2016 年至案发,C 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接受八家商务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约 300 份,价税合计 2000 余万元。公安机关以虚开发票罪对 H 某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
这份指控有两个特点。第一,票是增值税普通发票,不是专用发票,罪名落在虚开发票罪;第二,票的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开票主体分散在八家公司,靠一张一张核对,工作量很大。家属第一次听到“2000 余万”时,普遍的反应是“这么多,肯定要判实刑”。这个判断不一定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关键看后面三条线怎么做。
(二)第一道筛子:罪名与法定刑。
虚开发票罪的追诉标准按金额与份数两条线认定:票面金额 50 万元以上,或者 100 份以上且金额 30 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250 万元以上,或者 500 份以上且金额 150 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这个案子约 300 份、价税合计 2000 余万元,按数额已经进入“情节特别严重”的区间,法定刑是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靠“数额小”是走不通的,只能从罪名、事实与情节三个方向想办法。
表 1:两个虚开类罪名的量刑曲线对照
| 罪名 | 法条 | 发票种类 | 分档标准 | 法定刑 |
|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 | 增值税专用发票 | 按虚开的税款数额分档 | 三年以下;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三至十年;数额巨大或特别严重情节,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
| 虚开发票罪 |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 | 普通发票等 | 票面金额 50 万元以上,或 100 份以上且金额 30 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50 万元以上,或 500 份以上且金额 150 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 | 情节严重,二年以下、拘役或管制;情节特别严重,二年以上七年以下 |
(三)第二道筛子:票、资金、业务三条线逐笔对上。
虚开发票案件的核心事实,是“有没有真实业务”。这个案子的起诉意见认定:C 公司与八家商务服务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业务往来,却取得这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辩护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句话落到每一张票上:八家公司开了什么名目、C 公司有没有实际付款、款项有没有回流、有没有合同或者服务成果、公司自身的经营支出与这些发票是不是对应。
团队把票据、资金、业务三条线逐笔拉出来:八家商务公司各自开了多少份、什么名目、什么时间;C 公司有没有对应的付款记录;款项出去之后有没有回流到 H 某、业务员或者关联账户;有没有合同、服务成果、验收记录。比对之后,事实被分成三类:有业务支撑的、金额超出实际应抵扣的、完全没有业务的。三类事实性质不同,辩护重点也不同:有业务支撑的,争“票货对应与主观目的”;金额超出的,争“超出部分的数额”;完全没有业务的,只能认,然后争取情节与合规。
这一步的意义,不只是少算多少钱,而是把“全部都是虚开”这个整体指控,拆成若干段可以分别讨论的事实。拆开之后,合规整改也有了具体落点:哪些流程要改、哪些供应商要换、哪些审批要补。
(四)第三道筛子:单位犯罪与 H 某的责任。
C 公司是单位,H 某是法定代表人。这个案子首先要看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如果按单位犯罪处理,先看单位意志:开票安排是不是经过公司决策、是不是为了公司利益、资金是不是进入公司账户;再看责任人员:谁提出、谁安排、谁经办、谁签字、谁获益。H 某作为法定代表人,要求业务员通过商务服务公司开票,这个事实对他是压力;但“要求开票”与“直接实施虚开”“决定虚开数额”之间,仍有责任程度的差别。
这一层的目标,不是把 H 某说成完全不知情,而是把他的责任限定在与其行为对应的范围内:如果按单位犯罪处理,他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不是每一张发票的具体经办人;对开票安排负责,而不是对八家公司的全部开票行为负责。责任范围清楚了,量刑与合规整改的主体也就清楚了。
四、卓安何冰冰律师辩护工作:从阅卷到听证的五个动作
这起案件的辩护可以拆成五步。前两步解决罪名与事实,第三步解决责任,第四步解决整改,第五步解决听证。顺序不能颠倒:数额没核清就谈整改,等于在一张没有算完的账上谈条件。
(一)第一步:阅卷,把 300 份发票还原成一张表。
审查起诉环节,在成安博士的指导下,何冰冰律师带团队第一时间前往检察院阅卷,形成详细阅卷笔录、人物关系图、事件发展时间轴。涉税案件的卷宗往往按年度、按开票公司分册,直接读会散,团队的做法是按“开票公司、发票份数、开票名目、付款时间、付款账户、有无合同与成果”六列重做一张表,把散在几十本卷宗里的信息合并到一处。
这张表有两个用途。一是看数额怎么加出来的,有没有重复计算;二是看哪几笔在卷内只有发票、没有付款,哪几笔有付款、没有业务。表做出来,辩点自己会浮出来,不需要先有结论再去找材料。
(二)第二步:类案检索与专家讨论,把定性问题摆到桌面上。
根据案件情况与当事人诉求,团队做了类案不起诉决定的大数据检索,制作案例检索报告,形成初步法律意见与辩护策略。检索的目的不是找一份“同类案件不起诉”的判决来类比,而是看同类案件里,检察机关在什么条件下愿意走合规、在什么条件下只认罪轻。这个差别,决定了后面把力气放在哪里。
在此基础上,团队召开疑难案件讨论会,邀请本所专家顾问、教授学者、具有实务经验的前检察官、法官,就辩护思路讨论。讨论的重点有三个:罪名是否准确、数额口径是否合理、合规不起诉的可行性。涉税案件的专业性很强,税务处理、发票管理、单位犯罪、合规整改分属不同领域,单靠一个律师的知识结构不够。
(三)第三步:法律意见书与补充意见,连续提交。
团队最终形成以“刑事合规不起诉”为核心的《不予起诉法律意见书》,以书面形式向承办检察官提交。之后多次与检方交流,重点谈三件事:C 企业的刑事合规制度建设情况、刑事风险点、企业整改情况。检察官反馈意见后,团队再写《补充法律意见书》,持续沟通。
连续提交这件事,看起来是流程,实际是说服的结构:第一份解决“这个案子能不能走合规”,第二份解决“整改做到什么程度”,第三份解决“听证时怎么呈现”。三份材料的时间点,分别对应阅卷后、整改中、听证前。只有一份结论性的意见,办案机关看不到过程,也很难在听证时替企业说话。
(四)第四步:合规整改,四件事要落地。
团队把合规整改落到企业里:帮助企业树立合规意识,结合案情剖析现有刑事风险点,对刑事风险与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协助企业建立刑事合规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组织架构、刑事合规风险预警机制、合规管理运行与合规管理保障。在“保护营商环境”的政策背景下,结合具体案情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团队决定运用刑事合规思维开展针对性辩护。
用大白话说,就是四件事:以后谁来管发票、什么情况下不能开票、开了票怎么留痕、出了问题谁处置。制度要上墙,流程要进系统,凭证要能查。这个判断有现实依据:C 公司是经营中的企业,合规整改有没有基础、企业能不能继续经营、员工与业务会不会受影响,都是这类案件处理时会被考量的现实因素。
表 2:企业以为的整改,办案机关看的整改
| 企业以为的整改 | 办案机关与听证实际看的 | 能拿出来的材料 |
| 写一份整改报告 | 制度有没有落地、有没有执行记录 | 制度文件、审批流程截图、发票台账 |
| 把税补上就完事 | 补缴是否走税务程序、有没有完税凭证 | 完税凭证、进项转出记录、滞纳金缴纳凭证 |
| 换掉开票的供应商 | 供应商准入与复核机制有没有建立 | 供应商准入清单、复核记录、合同审批单 |
| 培训签到表拍照 | 关键岗位是否知道什么情况下不能开票 | 培训签到、考核记录、岗位职责文件 |
| 让财务“注意一点” | 风险预警有没有触发与处置机制 | 异常发票清单、处置记录、内部审计报告 |
(五)第五步:听证,把材料摆到桌面上。
2021 年 8 月 13 日,承办检察官通过召开听证会等方式,最终采纳辩护人的辩护观点,对 H 某以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决定。听证不是走过场:参加的人不只看企业说了什么,更看企业拿出了什么。制度文件、审批流程、发票台账、供应商复核记录、培训签到、内部审计报告,哪一项拿不出来,就会被追问;追问答不上来,前面的工作会被打折。
五、案件结果: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
结果是不起诉。这里要把“犯罪情节轻微”说准确:它不是“没有犯罪事实”,也不是“绝对无罪”,而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的相对不起诉:行为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数额档位决定的是法定刑,是否起诉还要看情节、整改、政策与听证,两个判断不能混在一起。
对当事人来说,核心效果是没有被起诉、没有有罪判决;对企业来说,整改换来了继续经营的机会。这两句话要分开看:前者是刑事程序上的结果,后者是经营上的结果。两者都成立,这个案子才算真正办完。
六、卓安律师团队经济犯罪案例:出罪不止一种形态
除了这类虚开发票案,何冰冰律师和卓安律师团队还办过几类不同的经济犯罪案件。放在一起看,能看出“出罪”不止一种形态:有的是不起诉,有的是缓刑被维持,有的是打掉一个罪名,有的是把数额与情节压下来。
案例一:Y 某虚开发票案——中间介绍人单独获不起诉(卓安律师团队承办)
案情简介:Y 某系开票方与用票方之间的介绍人,同案其他人员已经被起诉。控方认为他在虚开发票链条中起到居间介绍作用,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工作: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获利方式、参与深度、主观明知。Y 某既不是开票主体,也不是用票主体;没有参与资金回流与账目处理;其作用与同案的开票方、用票方不可等同。把这三层讲清楚,居间介绍与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就分开了。
案件结果:在同案被诉的情况下,Y 某单独获不起诉。虚开发票链条上的角色不同,责任范围也不同;不是所有出现在链条上的人,都要按同一个罪名、同一个数额处理。
案例二:P 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一审缓刑,抗诉后二审维持(卓安律师团队承办)
案情简介:P 某被指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一审对 P 某适用缓刑。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案件进入二审。
辩护工作:二审阶段,就货物性质认定、数量计算口径与主观明知逐项回应,说明原判认定并无不当。定罪与量刑的争点分开处理:货物性质与数量属于定罪基础,主观明知属于责任条件,缓刑适用属于量刑裁量,三条线各自有证据要求,不能混在一起谈。
案件结果:二审维持原判,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并不当然改变结果;一审已经取得的缓刑,在二审仍然可以守住,前提是把原判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讲扎实。
案例三:唐某合同诈骗案——通过业务凭证打掉其中一个罪名(何冰冰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唐某被指控合同诈骗,同时涉及其他罪名。控方认为相关款项的往来没有真实业务背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辩护工作:梳理业务凭证、合同履行过程与资金来源,说明相关款项的往来有真实业务背景,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条件。辩护的重点不在反复争“有没有骗”,而在把“钱的性质”用原始凭证讲清楚:合同、发货、验收、付款、往来对账,一条一条对上。
案件结果:成功打掉其中一个罪名。经济犯罪里“款项性质”往往比“主观故意”更好辩;凭证把交易讲清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就失去了基础。
案例四:某国有平台公司副总经理受贿案——616 万元中部分未遂,从轻处罚(何冰冰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当事人系某国有平台公司副总经理,被指控受贿 616 万元。指控的金额里,有一部分属于约定收受但尚未实际取得。
辩护工作:把 616 万元拆成已实际取得与约定取得两部分,逐笔对应请托事项、交付时间与款项去向;对尚未实际取得的部分,提出未遂的辩护意见,并就退赃、认罪认罚的时间点补强材料。数额与情节两条线分开做,避免在事实层面把全部金额都争一遍,反而失去可信度。
案件结果:法院采纳部分金额未遂的辩护意见,当事人被从轻处罚。数额没减到零,但量刑的落点变了。这类案子的空间常常就在这里。
四个案子放在一起,能看出四种不同的辩法:争角色与责任范围、争一审认定是否扎实、争款项性质、争既未遂与数额构成。共同点是都要落到具体凭证上。
七、规则是怎么写的:虚开发票罪的五层
把规则讲清楚,家属才知道该问什么,也才知道卷宗里哪些材料值得花时间核。下面五层,是按事实到量刑的顺序排的。
(一)第一层:两个罪名,两条量刑曲线。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发票罪规定在第二百零五条之一。区分的第一标准是发票种类:专票与普票。第二标准是行为对象与危害后果:专票可以抵扣税款,虚开直接指向国家税款;普票一般不能抵扣,危害主要体现在发票管理秩序与财务真实性。罪名定在哪一条,法定刑、追诉标准、辩护重点全都跟着变。
(二)第二层:有真实业务,不等于必然无罪。
被评价为虚开的,不只是“凭空开票”那一种。常见形态至少五种:没有真实业务开票;超过实际应抵扣税款开票;借他人主体开票;篡改电子信息;以其他手段虚开。有真实业务,只排除了第一种,落在后面几种仍可能构罪。反过来,有真实业务也不等于必然构罪,关键看有没有骗抵税款的目的、有没有造成税款被骗损失。这道出口要用手里的合同、付款、入库、物流凭证去填。
(三)第三层:数额有三个层次,不要混在一起。
虚开案件里常出现三个数字:票面金额、虚开的税款数额、实际造成的税款损失。量刑看的是哪一个,取决于罪名与具体规定。价税分离怎么算、适用税率怎么选、不同税率业务怎么分摊、进项与销项是不是重复累加,都会影响最终数字。把票面金额直接当作税款数额,是鉴定意见里常见的问题;同一购销业务既虚开进项又虚开销项的,按其中较大的数额计算,而不是两者相加。
(四)第四层:单位犯罪与责任人员,是两条线。
这类案件要先看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如果按单位犯罪处理,要看单位意志、单位利益归属、决策过程;责任人员要看谁决定、谁经手、谁签字、谁获益。法定代表人并不必然就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把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分开,是这类案件里很实际的一层辩护,也是合规整改能不能落地的前提。
(五)第五层:合规不起诉的门槛与出口。
合规不起诉的依据在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与特殊程序的规定,以及各地检察机关的合规改革文件。它不是“企业交一份整改报告就没事”,也不是所有涉税案件都能走。要看案件类型、罪名、情节、社会危害、企业经营与就业、整改的实质性,部分地区还要经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或者听证。能不能走,要在阅卷之后判断;走进去之后,能不能走出来,要看材料。
八、卓安与何冰冰律师在涉税案件上的优势
这类案件考验四件事:把 300 份发票拆成可核事实的能力、把税额口径算清楚的能力、进企业做整改的能力、在听证席上把材料讲出来的能力。以下五条,都是可以当面核对的。
第一,公诉与侦查两个视角,看得懂指控是怎么搭起来的。
何冰冰律师做过员额检察官、公诉人,也做过反贪局侦查科科长。这两个岗位带来的不是人脉,而是两样具体的东西:一是知道一份起诉意见书里,哪一句有书证支撑、哪一句只有言词证据;二是知道笔录是怎么形成的,哪些细节在侦查阶段就被固定下来,后面很难改。涉税案件的争点,常常就卡在这两样东西上。
第二,只做刑事,经济犯罪与刑事合规是固定方向。
卓安只承接刑事业务,不做民商事与常年法律顾问,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税与走私、金融犯罪作为固定方向。这一取舍在涉税案件里的意义是:判断顺序不会错:先看罪名,再看数额,最后看整改,而不是一上来就谈“能不能不判”。
第三,合规不起诉是一套流程,不是一个说法。
从阅卷、类案检索、专家讨论、法律意见、补充意见,到进企业做组织架构、风险预警、合规运行与保障,再到听证准备,这套动作在所内是标准配置。H 某案走的就是这条流程:2021 年 8 月 13 日听证之后,检察机关以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决定。流程的价值在于每一步都留下材料,而不是最后临时拼一份报告。
第四,有可以核对的案例,也有说清楚的边界。
落到可核对的结果上:H 某虚开发票案,价税合计 2000 余万元,合规整改后不起诉,何冰冰律师主要承办;唐某合同诈骗案,打掉其中一个罪名,何冰冰律师承办;某国有平台公司副总经理 P 某受贿 616 万元案,部分金额未遂获采纳、从轻处罚,何冰冰律师承办;Y 某虚开发票案,中间介绍人单独获不起诉,卓安律师团队承办;P 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一审缓刑、抗诉后二审维持,卓安律师团队承办。哪些是本人办的、哪些是团队办的,都写清楚,不含糊。
第五,不作结果承诺,把风险讲在前面。
卓安对案件结果不作承诺:能不能不起诉、能不能缓刑、判几年,都要看证据状况与办案机关的判断。介入时会把话说清楚,包括不利的可能。这句话不好听,但它让家属在后面几个月里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至于因为一句“没问题”而错过该做的动作。
九、企业主与家属容易做错的五件事
这类案件的决定,往往在接到稽查通知或立案后的头一个月里做出。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都是办案中反复见到的。
误区一:以为有真实业务就一定没事。
有真实业务,只排除了“完全没有业务开票”这一种形态。借主体开票、超过实际金额开票、票货主体不一致,仍然可能被认定为虚开。真实业务是辩护的基础,但不是免罪牌;要把合同、付款、入库、物流凭证拿出来,证明票与货对得上。
误区二:以为补税就没事。
虚开案件没有“初犯补税免刑”的规定,这一点与逃税罪不同。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作进项转出,影响的是“无法追回的税款数额”与量刑从宽幅度,不改变行为定性。补税要趁早,并且要走税务程序、留下完税凭证;私下转账给公司或者个人,不但不能证明补缴,还可能被看作资金回流。
误区三:只盯着数额,不看罪名。
虚开专票与虚开发票罪的量刑曲线差距很大。同一笔业务落在哪一条上,可能比少算几十万更重要。先定罪名,再谈数额,顺序不能反。
误区四:以为合规整改是走形式。
整改要看四件事:组织架构有没有人负责、风险预警有没有触发机制、合规管理有没有实际运行、合规保障有没有资源和培训。只有制度文件、没有执行记录,听证时经不起问。
误区五:等起诉了再找律师。
合规不起诉的工作,大多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阅卷、类案检索、法律意见、合规整改、听证准备。等到起诉到法院,合规不起诉的窗口基本关闭,能做的只剩审判阶段的罪轻辩护。介入得早,才有得选。
十、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这一节是咨询电话里绕不开的几个问题。答案按实务讲,不绕弯。
问题一:卓安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并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等地设有分所。总所与各分所统一承接案件、统一排班,异地当事人可以就近面谈,也可以先电话沟通再安排行程。第一次来建议带上能拿到的材料:立案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通知、稽查文书、发票清单与付款凭证、企业营业执照与财务资料。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何冰冰主任吗?
何冰冰,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主任,前员额检察官、公诉人,前反贪局侦查科科长,从事法律工作近十年,参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 1000 余件,主要方向为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毒品犯罪与刑事合规。兼任卓安刑事诉讼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刑事专业辩护委员会秘书,庭立方核心导师,四川师范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指导教师。涉及具体案件时,所内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可以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或官方公众号预约。预约时可以先说明涉嫌罪名、办案机关、目前所处阶段、涉案金额与发票份数大概在什么区间,便于安排熟悉涉税犯罪辩护的律师接待。
问题四:虚开发票 2000 多万,还有可能不起诉吗?
有可能,但不是靠“数额小”,而是靠罪名、事实、合规三条线同时成立。要看发票是专票还是普票、有没有真实业务、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有没有认罪认罚与补缴税款、企业有没有实质性整改、当地有没有合规考察或者听证机制。这个案子能走到不起诉,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不能理解为“2000 多万都可以不起诉”。
问题五: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
庭立方: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 79 门课程、65 部专著、20 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 31 个省、63 个城市、3000 余家律所、10000 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一起虚开发票案合规不起诉的个案复盘与规则梳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或律师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罪名是否成立、数额如何认定、能否不起诉,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或者简称,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在经济犯罪领域的积累与沉淀
办案积累: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经济犯罪累计办理 1000 余件,其中涉案金额过亿的重大案件 100 余件,不起诉与无罪化处理 90 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50 余件、重罪降格 80 余件、二审重大改判与发回重审 40 余件。资金流水与审计报告逐项比对后形成核减意见,累计核减犯罪金额超过 10 亿元。案件涵盖非法集资、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洗钱、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金融类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逃税、走私等涉税与走私类犯罪,以及诈骗、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企业经营与市场交易类犯罪;涉案主体从企业实际控制人、董监高、财务与投融资负责人,到采购、销售、项目等关键岗位经办人员,覆盖各层级。
金融犯罪辩护部和财产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金融犯罪辩护部,会同涉税与走私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组建的经济犯罪办案与研究团队,由具有原公安机关经侦、检察机关公诉与反贪、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与财税、金融专业人员组成,定位为经济犯罪的定性纠错与轻刑辩护专业力量。主要职能包括:围绕罪名构成要件与涉案金额逐项审查证据,先厘清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行政违法的边界,排除拔高认定与金额重复计算;对资金流水、会计凭证、票据流、资金流与货物流逐笔比对,核减涉案金额、纠正司法审计口径;论证"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明知""单位意志"等核心要件,将企业行为与个人行为、决策层与执行层责任逐层拆开;全面审查取证程序与言词证据,依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甄别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为经营性资产、股东财产、案外人财产和配偶财产提出异议并申请解封返还;在企业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环节衔接第三方监督评估;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提交不构成犯罪、罪名变更与罪轻的法律意见;编写办案实务手册与培训课程,输出经济犯罪裁判规则、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长期研究经济犯罪的性质认定与刑民边界;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熟悉资金流向与账目核查的指控逻辑;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主攻经济犯罪辩护,经办经济犯罪案件 500 余件,擅长罪名变更与涉案金额核减;
副主任魏军律师,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曾审理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