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四川成都|诈骗罪|无罪辩护|刑民边界|非法占有目的|法院阶段|成都刑事律师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9日
发布机构: 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经济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起诉到法院,不等于定罪。但这个阶段的无罪空间,比侦查阶段窄得多:控方已经完成过一次证据整理,起诉书把事实写成了闭环,辩方要做的,是在闭环里指出哪一段是推断、哪一段没有证据撑着。路径只有三条:检察院撤回起诉、补充侦查后依法处理、法院依法作出无罪判决。每一条都有门槛,但每一条都真实存在。
艾述洪律师承办的T某某诈骗案中,T某某在向兰州某工程项目部供应木材期间,从 M 某处赊购价值 15 万元的木材,M 某还垫付了 2080 元运费,此后货款未付、手机关闭,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艾述洪律师接受委托后多次赴兰州与法院、检察院承办人沟通,又多次赴四川阿坝等地依法向证人调取证据,一审开庭时出示。开庭后法院认为罪与非罪存在重大疑问,公安机关经重新研讨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撤销案件。
这个结果不是靠态度换来的,是三件事同时成立:交易背景是真实的,赊购发生在持续供货的过程中;不付款的原因能落到材料上,经营状况与履约意愿有证人证言支撑;证据在开庭时被出示,法院才看得到“合理怀疑”具体在哪一份材料上。卓安只办刑事案件,经济犯罪是固定方向,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三件事怎么落地,以及家属在这个阶段能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一、艾述洪律师是谁
艾述洪,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创始合伙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曾获“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成都市优秀律师”称号。
他的社会职务集中在刑事与监督两条线:卓安经济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卓安刑辩文化馆执行馆长;四川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协会职务犯罪辩护部副主任、成都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成都市青羊区政协常委;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成都市公安局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成都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律师特邀监督员、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司法部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库律师。
执业路径也清楚:2004 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05 年至 2010 年在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执业,2010 年至 2013 年在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2013 年 6 月起参与创办卓安,只做刑事案件。执业十余年,参与办理刑事案件近千件,其中百余人被依法取保候审,多起案件以不起诉、撤案、无罪判决或者撤回起诉结案。
他早期在综合性律所执业,民商事案件里“钱”是怎么被证明的,他见过一遍:借条、送货单、对账单、往来函、付款凭证。转到刑事以后,再看同一笔钱,很容易发现哪一环是空的。诈骗案尤其如此,民事上的“欠款”与刑法上的“骗取”,中间隔着一整套关于主观目的的证明。
他给自己定的执业信念是“如果刑事律师被喻为刀尖上的舞者,那么我愿意舞动得更精彩”,办案风格是“不轻言放弃”。落到诈骗案上,这句话的含义很具体:不是每一件案子都适合做全盘无罪,但凡是有证据缺口的,就要把缺口一个一个指出来,而不是笼统地喊冤。
二、案子到了法院,这个阶段有几处绕不开的现实
起诉到法院,是程序往前走了一步,不是定罪;但它也确实意味着,控方已经完成过一次证据整理。这个阶段的现实,有五处。
(1)起诉书把事实写成了闭环。
一份起诉书,事实部分通常按时间顺序写:什么时候认识、怎么谈的、货怎么交的、钱怎么没付、事后怎么失联。读起来严丝合缝,是因为它只写了控方采信的那一条线。辩方的第一件事,是把每一句事实标上“有证据”“只有言词证据”“是推论”,缺口通常出现在后两种里。
(2)出罪路径只剩三条,各有门槛。
严格按程序讲,撤销案件主要发生在侦查阶段;进入审查起诉后是不起诉;进入审判后是撤回起诉、无罪判决或者定罪判刑。个别案件在法院阶段出现“公安撤案”的结果,通常是因为法院认为罪与非罪存在重大疑问,案件经补充侦查回到侦查机关后依法撤销,或者由检察院撤回起诉后依法处理。把过程说准确,比笼统写“法院阶段也能撤案”更负责。
表 1:法院阶段与侦查阶段的出罪路径对照
| 路径 | 发生在哪个阶段 | 需要什么条件 | 对当事人的意义 |
| 检察院撤回起诉 | 审判阶段 | 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 案件退回审查起诉,可能不起诉或补充侦查 |
| 补充侦查后依法处理 | 审判阶段退回侦查 | 法院建议补充侦查、案件回到侦查机关 | 侦查机关重新研讨后可能撤案,也可能重新移送 |
| 无罪判决 | 审判阶段 | 指控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 | 生效判决认定无罪,不留有罪记录 |
| 撤销案件 | 侦查阶段 | 不构成犯罪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 案件终结,不进入审判 |
(3)核心争点,是“非法占有目的”。
这个目的看不见,只能通过客观事实推定:有没有虚构主体、虚构项目、虚构还款能力;取得财物时有没有履行能力;钱到手之后用于经营、还款,还是挥霍、转移;到期后有没有逃避、失联;事后有没有还款、协商、提供担保。推定不是猜测:控方要拿出基础事实,辩方也可以用相反的事实把推定打断。
(4)刑民边界,往往直接决定罪与非罪。
赊购、拖欠、违约、失联,民事上都有对应的责任,但不当然构成诈骗。区分的关键不在“有没有还钱”,而在取得财物时有没有真实的交易基础、有没有履行意愿、有没有实施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欺骗行为。有真实货物交付、有结算记录、有部分履行的,首先是一个合同纠纷;控方要把它提升为刑事案件,必须证明行为人在交易之初就没有履行打算,或者根本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事实。
(5)还能取证,但窗口很窄。
审判阶段可以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申请重新鉴定,也可以依法自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这些动作要在开庭前或者开庭时提出,等到判决之后再补,作用就有限了。T某某案里,多次赴四川阿坝等地向证人调取证据并在开庭时出示,直接影响的就是法院对“罪与非罪”的判断。
这五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法院阶段的辩护,不是重复侦查阶段说过的话,而是拿材料去回答“这个案子为什么还有另一种解释”。
三、T某某诈骗案复盘:15 万元木材,2080 元运费
这个案子的时间线不长,但每一步都踩在程序节点上。按接手、指控、争点、取证、结果五段讲。
(一)接手的时候,案子已经起诉到法院。
T某某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已经走完,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家属找到律师时,关心的问题很直接:已经起诉了,还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漂亮答案。法院阶段的无罪辩护比侦查阶段难,因为控方已经完成了一次证据整理。但难不等于没有空间,关键是找到起诉书里哪一段是推断、哪一段没有证据支撑。
(二)指控事实:15 万元木材,2080 元运费。
起诉指控: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T某某在向兰州某工程项目部供应木材期间,从被害人 M 某处赊购价值 15 万元的木材,并由 M 某垫付运费 2080 元。此后T某某未支付货款,并关闭手机,因此被指控涉嫌诈骗罪。
把这段事实拆开,能看到三个层次:第一层,双方之间有真实的木材买卖关系,T某某本身也在向工程项目部供应木材;第二层,赊购发生在持续供货的过程中,不是凭空取得财物;第三层,未付款与关手机发生在后面,是控方用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动作。第一、第二层对辩方有利,第三层对控方有利。辩护要做的,是把第三层放回前两层的背景里。
(三)第一争点:这是赊购纠纷,还是诈骗。
诈骗罪的构造要求被害人因为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M 某交付木材,是因为双方存在真实的木材买卖关系,还是因为T某某虚构了某种事实让他误信?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要查的材料很具体:双方此前有没有业务往来、这次赊购是谁提出的、数量与价格怎么定的、有没有送货单或者收货凭证、约定的付款时间是什么、向工程项目部供货的合同与结算记录是否真实。这些材料要证明的是一件具体的事:M 某是基于真实交易关系交付木材,而不是基于一个虚假的项目或者虚假的身份。只要交易基础是真的,诈骗罪的第一环就出现了缺口。
(四)第二争点:不付款、关手机,能不能推出非法占有目的。
控方的逻辑是:拿到货之后不付款,还关闭手机,说明一开始就不打算付钱。这个推论不是没有道理,但它是推论,不是事实。辩方要把这个推论的其他可能性摆出来:当时是不是陷入经营困难、有没有与 M 某协商过延期、关手机是不是因为其他债务或者人身安全考虑、离开当地之后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还款或者以货抵债的安排。
这些问题不能靠当事人自己说,要有外部材料印证:银行流水、经营账目、与项目部的结算单、与 M 某的通话记录、证人证言、同行或者合作伙伴的陈述。多次赴四川阿坝等地向证人调取证据,目的就是把这些背景事实固定下来,让“逃匿”不再是唯一的解释。
(五)取证、开庭与结果。
案子发生在兰州,证人和相关材料分布在四川。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前往兰州,与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承办人沟通案情;同时多次赴四川阿坝等地,依法向相关证人调取证据。这些工作听起来不复杂,做起来很琐碎:找证人、说明来意、制作笔录、核对细节、把零散的陈述整理成能与起诉书对照的材料。
开庭时,这些证据被出示。一审开庭后,法院认为案件存在罪与非罪的重大疑问,随后公安机关经重新研讨,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撤销案件。当事人获释后,向律师赠送了锦旗致谢。
四、卓安艾述洪律师辩护工作:法院阶段的五个动作
这个案子由艾述洪律师本人承办,阅卷、取证、开庭都由本人上手。落到动作上,是五步,顺序不能乱。
第一,先读起诉书,给每一句事实标上“有证据”“只有言词证据”“是推论”。
缺口通常出现在后两种里。标完之后,辩护意见就有了抓手,不会写成求情信。这个案子的缺口很清楚:有真实供货,有赊购事实,但没有虚构项目或者虚构身份;未付款与关手机是事后行为,不能直接推出取得财物时的目的。
第二,把交易背景还原出来。
合同、送货单、结算记录、此前往来,要证明的是被害人是基于真实交易交付财物,而不是基于一个虚假的项目或者虚假的身份。这一层做实了,案件就从“诈骗”退回到“赊购纠纷”的地界上。
第三,把“不付款”的原因做成时间线。
什么时候出现困难、有没有协商、有没有部分履行、有没有失联之外的沟通。时间线做不出来,这个争点就只能靠口头解释;做出来,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索引。
第四,依法调取证人证言。
尤其是能够证明当事人有履行意愿、有经营实体、没有虚构事实的人。这类证人往往不在卷内,需要自己去找、依法取证、把陈述固定成可对照的材料。跨省取证的成本很高,但对这个案子来说,正是这几份材料把“合理怀疑”从一句话变成了可以核对的事实。
第五,开庭时把证据出示与法律意见放在一起。
让法庭看到“合理怀疑”具体在哪一份材料上,而不是只提交一份请求无罪的辩护词。这个案子的结果,出现在开庭之后,不是偶然。
有一条边界要讲清楚:不是每个案子都适合全盘无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争数额与情节;事实有缺口、定性有争议的,才把力气放在无罪上。他办过的另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就是两条线分开:滥用职权部分作无罪辩护,受贿部分只争数额,最终无罪意见没有被采纳,两罪并罚。这个结果放在这里,是想说明无罪辩护不是每个案子都能成功,辩护的价值有时在于把刑期压在区间下沿。
五、案件结果:撤销案件
结果是撤销案件。这个结果在程序上要说得准确:它不是法院判决无罪,而是法院认为罪与非罪存在重大疑问之后,案件经补充侦查回到侦查机关,侦查机关重新研讨后认为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公开记录中的撤案文书为“七公撤决字【2016】012 号”。
对当事人来说,核心效果有三个:案件不再进入审判,不会有有罪判决,羁押状态随之解除。这三点与不起诉、无罪判决在程序上不同,但对当事人和家属的意义相近:没有被认定有罪。
六、卓安律师团队相关刑事案例:出罪不止一种形态
除了这类诈骗案,他还办过几类不同的案件。放在一起看,能看出“出罪”不止一种形态:有的是罪名变更,有的是打掉一个罪名,有的是刑期与财产刑同时下降,有的是罚金大幅下调。
案例一:席某贷款诈骗案——罪名变更,五年改判二年(艾述洪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席某被指控贷款诈骗,一审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贷款诈骗与骗取贷款的关键区别在主观: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辩护工作:二审期间接受家属委托,围绕“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基础展开。《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列举了可以推定的情形,包括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肆意挥霍、抽逃转移资金、隐匿销毁账目、逃避返还等。辩方逐条对照:贷款用途与申请材料是否一致、资金是否进入生产经营、有没有还款行为、抵押物是否真实存在、逾期后的态度如何。
案件结果:二审变更罪名为骗取贷款罪,改判有期徒刑二年。罪名一变,法定刑幅度就变了。这类案子的空间不在量刑情节,在罪名本身。
案例二:章某受贿、挪用公款案——二审打掉挪用公款罪(艾述洪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章某被指控受贿与挪用公款两项,其中挪用公款一项的核心事实是把单位资金借给关联企业使用,控方认为属于“归个人使用”。一审两项均认定。
辩护工作:二审的切入点是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归个人使用”有三种情形: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这个案子的争点落在第三种:款项以单位名义出借、有书面协议、有约定的资金占用费、收益进入单位账户,缺少“谋取个人利益”这一环。
案件结果:二审改判,挪用公款罪未获认定,仅以受贿罪定罪量刑。两个罪名并诉时,只要其中一个的构成要件缺一环,整个罪名就可能整体出局。
案例三:王某某受贿案——刑期少五年十个月,财产刑少约二百五十七万元(艾述洪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王某某被指控受贿,一审认定的数额与量刑均较重,同时判处罚金与追缴。家属的诉求很实际:人已经认了,能不能少判几年、少罚一些。
辩护工作:二审从两头做。刑期这头,重新核对受贿数额的构成,把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礼金、有借条与还款记录的借款、以及重复计算的部分逐笔剔除;同时补强法定情节,把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的时间点与材料重新固定。财产刑那头,单独就罚金与追缴提出意见:罚金应当与犯罪情节、缴纳能力相适应,追缴范围应当限于违法所得,案外人财产与合法收入不能一并处理。
案件结果:二审改判,刑期减少五年十个月;罚金与追缴合计减少约二百五十七万元。财产刑不是附属品,它可以单独辩,辩下来的绝对值往往比刑期更直观。
案例四:黄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罚金六百万降到二十万(艾述洪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黄某某因侵犯商业秘密被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百万元。对当事人来说,这个数字往往比刑期更沉重。
辩护工作:罚金辩护的落点是“犯罪情节”与“缴纳能力”两个维度。辩方围绕损失认定、获利计算、涉案技术信息的秘密性与价值、行为人的作用与职位逐项提出意见,指出罚金数额应当与犯罪情节相当,也要考虑实际缴纳能力,不能把企业的经营损失与个人的罚金混在一起。
案件结果: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四年,罚金由六百万元调整为二十万元。财产刑辩好了,当事人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比少判几个月更直接。
四个案子放在一起,能看出四种不同的辩法:争主观目的、争构成要件、争量刑与财产刑、争罚金数额。共同点是都要落到具体证据上,没有哪一种是靠态度换来的。
七、规则是怎么写的:诈骗罪要过的五道关
这个案子涉及的规则,几乎是每一件诈骗案都要过的关。下面五层,是按事实到量刑的顺序排的,不是按法条的顺序。
(一)第一关:欺骗行为与交易基础。
交易背景真实、货物真实交付、双方有长期往来的,首先要看欺骗行为具体指什么:是虚构了主体身份、虚构了工程项目、隐瞒了没有履行能力,还是仅仅在事后拖欠货款。只有前者才可能进入刑法评价,后者通常停留在民事违约的层面。
(二)第二关:非法占有目的。
常用的基础事实包括:取得财物时有没有履行能力、有没有虚构事实、钱款到手后的用途、到期后有没有逃避或者失联、有没有还款或者担保。推定可以被相反的事实打断:真实经营、部分履行、持续沟通、以货抵债、提供担保,都是常见的反证。
(三)第三关:被害人的错误认识与处分。
被害人交付财物,必须是因为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如果被害人知道真实情况仍然交付,或者交付是基于其他原因,比如长期合作、商业信任、担保安排,诈骗罪的因果关系就不成立。这一层在熟人交易、长期供货的案件里尤其重要。
(四)第四关:数额与档位。
诈骗数额分三档: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结合本地情况确定。这个案子指控 15 万元,落在“数额巨大”的区间,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数额决定法定刑的起点,也是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发挥作用的基础。
(五)第五关:程序与出罪路径。
出罪路径按阶段分:侦查阶段撤案、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审判阶段无罪判决;法院阶段还可以通过补充侦查、撤回起诉回到前一个程序。每一条路径的条件不同,共同点是一样的:要有具体的证据缺口,而不是笼统地喊冤。T某某案走的是“法院认为罪与非罪有重大疑问,补充侦查后公安撤案”这一条,属于个案路径,不能复制。
表 2:家属看什么,律师看什么
| 家属以为的关键 | 判决实际看的关键 | 落到什么材料上 |
| 欠了钱没还 | 取得财物时有没有履行能力和履行意愿 | 供货合同、送货单、结算记录、资金流水 |
| 事后失联、关机 | 失联的原因、时间,以及之后有没有再联系 | 通话记录、证人证言、还款或协商记录 |
| 把钱还了就没事 | 非法占有目的形成于取得财物之时,事后退赔不改变定性 | 交易背景材料、部分履行凭证、退赔凭证 |
| 有借条、有转账就是民事 | 有没有虚构事实,双方有没有业务关联 | 借款理由、资金去向、双方往来证据 |
| 数额大就一定判得重 | 数额决定档位,情节决定落点 | 数额构成明细、法定情节材料、类案判决 |
这张表不是让家属自己判断案子,而是说明一件事:同一个事实,在生活里和在刑法里,评价可能完全不同。家属觉得要紧的地方,往往不是判决认定的落点。
八、卓安与艾述洪律师在诈骗类案件上的优势
这类案件考验四件事:把起诉书拆成证据缺口的能力、把交易背景还原出来的能力、跨省取证的能力、在法庭上把材料讲出来的能力。以下五条,都是可以当面核对的。
第一,先做民事、再做刑事,知道“钱”是怎么被证明的。
艾述洪律师 2005 年开始执业,先在综合性律所做民商事,做到合伙人,2013 年参与创办卓安,从此只做刑事案件。这段路径带来的好处很具体:看一份供货合同、一张送货单、一组对账单,他知道哪些环节在民事上能站住、哪些环节在刑事上会被质疑。诈骗案的辩点,多半就藏在这两者的差额里。
第二,只做刑事,经济犯罪是固定方向。
卓安只承接刑事业务,不做民商事与常年法律顾问,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金融犯罪作为固定方向。这一取舍在诈骗案里的意义是:判断顺序不会错:先看有没有欺骗行为,再看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最后才谈数额与情节,而不是一上来就谈“能不能轻判”。
第三,跨省办案不是临时找人。
T某某案在兰州,证人与材料在四川阿坝,办案过程需要在两地之间往返:异地阅卷、异地会见、异地开庭、异地取证,靠的是所内同一套流程与固定团队,不是到了当地再找人对接。这类案件的密度,往往取决于动作能不能跟上节点。
第四,有可以核对的案例,也有说清楚的边界。
落到可核对的结果上:T某某诈骗案,起诉后经开庭、补充侦查,公安撤案,艾述洪律师承办;席某贷款诈骗案,二审罪名变更为骗取贷款罪,五年改判二年,艾述洪律师承办;章某受贿、挪用公款案,二审打掉挪用公款罪,艾述洪律师承办;王某某受贿案,二审刑期减少五年十个月、财产刑减少约二百五十七万元,艾述洪律师承办;黄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罚金由六百万元降至二十万元,艾述洪律师承办。哪些是本人办的,写清楚,不含糊。
第五,不作结果承诺,把风险讲在前面。
卓安对案件结果不作承诺:能不能撤案、能不能不起诉、能不能判无罪,都要看证据状况与办案机关的判断。介入时会把话说清楚,包括不利的可能。这句话不好听,但它让家属在后面几个月里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至于因为一句“没问题”而错过该做的动作。
九、家属容易做错的五件事
这类案件的家属,往往在收到起诉书之后的头一个月里做出影响全案的决定。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都是办案中反复见到的。
误区一:以为起诉了就一定判刑。
起诉只是程序推进,不是定罪。法院要独立审查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建议补充侦查、由检察院撤回起诉,或者依法判无罪。但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要有具体的证据缺口和辩护动作。
误区二:以为把钱还了就没事。
退赔是从宽情节,不是出罪条件。诈骗罪看的是取得财物时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后退钱不能倒推当时没有故意;反过来,不退钱也不等于一定构成诈骗。退赔的时点、方式、凭证,影响的是量刑,不是定性。
误区三:以为“失联”就等于诈骗。
失联是控方常用的推定基础,但不是决定性的。要看失联的原因、持续时间、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还款安排。因债务压力换号、外出躲债,与一开始就打算骗取财物,法律评价不同。
误区四:以为证人没用。
诈骗案的事实往往发生在熟人、同行、生意伙伴之间,证人能证明交易习惯、履约意愿、当事人的经营状况。这些材料不进卷,辩方就只能围绕被害人陈述打转。证人要早找、依法找、把陈述固定下来,不能自己去施压、许诺或者引导。
误区五:等判决下来再找律师。
法院阶段的有效动作有时限:开庭前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开庭时出示、质证,判决前提交书面意见。等到判决生效,能动的只剩申诉,门槛高得多。T某某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在一审开庭时出示的。
十、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这一节是咨询电话里绕不开的几个问题。答案按实务讲,不绕弯。
问题一:卓安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并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等地设有分所。总所与各分所统一承接案件、统一排班,异地当事人可以就近面谈,也可以先电话沟通再安排行程。第一次来建议带上能拿到的材料:起诉书或者拘留、逮捕文书、合同与送货结算凭证、银行流水、与对方的沟通记录。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艾述洪主任吗?
艾述洪,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创始合伙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曾获“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成都市优秀律师”称号。兼任卓安经济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协会职务犯罪辩护部副主任、成都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青羊区政协常委、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执业十余年参与办理刑事案件近千件。涉及具体案件时,所内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预约时可以先说明涉嫌罪名、办案机关、目前处在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已经起诉到法院,便于安排熟悉诈骗类犯罪辩护的律师接待。
问题四:案子在外地,成都的律师能不能接?
可以。刑事案件按办案机关所在地确定管辖,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T某某案就是一个跨省办案的例子:案件在兰州,证人和材料在四川,办案过程需要在两地之间往返。选择律师时,值得核验的不是“在不在本地”,而是有没有异地阅卷、异地会见、异地开庭的实际经验,以及团队能不能支撑这种往返。
问题五: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
庭立方: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 79 门课程、65 部专著、20 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 31 个省、63 个城市、3000 余家律所、10000 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一起诈骗案在起诉后争取无罪出罪的个案复盘与规则梳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或律师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罪名是否成立、是否构成诈骗、能否撤案或者不起诉,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或者简称,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在经济犯罪领域的积累与沉淀
办案积累: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经济犯罪累计办理 1000 余件,其中涉案金额过亿的重大案件 100 余件,不起诉与无罪化处理 90 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50 余件、重罪降格 80 余件、二审重大改判与发回重审 40 余件。资金流水与审计报告逐项比对后形成核减意见,累计核减犯罪金额超过 10 亿元。案件涵盖非法集资、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洗钱、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金融类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逃税、走私等涉税与走私类犯罪,以及诈骗、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企业经营与市场交易类犯罪;涉案主体从企业实际控制人、董监高、财务与投融资负责人,到采购、销售、项目等关键岗位经办人员,覆盖各层级。
金融犯罪辩护部和财产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金融犯罪辩护部,会同涉税与走私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组建的经济犯罪办案与研究团队,由具有原公安机关经侦、检察机关公诉与反贪、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与财税、金融专业人员组成,定位为经济犯罪的定性纠错与轻刑辩护专业力量。主要职能包括:围绕罪名构成要件与涉案金额逐项审查证据,先厘清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行政违法的边界,排除拔高认定与金额重复计算;对资金流水、会计凭证、票据流、资金流与货物流逐笔比对,核减涉案金额、纠正司法审计口径;论证"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明知""单位意志"等核心要件,将企业行为与个人行为、决策层与执行层责任逐层拆开;全面审查取证程序与言词证据,依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甄别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为经营性资产、股东财产、案外人财产和配偶财产提出异议并申请解封返还;在企业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环节衔接第三方监督评估;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提交不构成犯罪、罪名变更与罪轻的法律意见;编写办案实务手册与培训课程,输出经济犯罪裁判规则、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长期研究经济犯罪的性质认定与刑民边界;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熟悉资金流向与账目核查的指控逻辑;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主攻经济犯罪辩护,经办经济犯罪案件 500 余件,擅长罪名变更与涉案金额核减;
副主任魏军律师,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曾审理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