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利用影响力受贿｜斡旋受贿｜关系密切人｜留置｜审判视角｜四川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7日

发布机构： 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因利用影响力受贿被留置的人，进到谈话室常说的第一句话是：“钱不是我收的，事也不是我办的，我只是帮着说了句话。”这句话里藏着这个罪的全部难点：钱是谁收的、话是对谁说的、对方为什么照办。这个罪不要求本人有职权，只要求他“影响”得动有职权的人。所以辩护的重心不在“我有没有收钱”，而在“我凭什么能让人办事”。这一层站不住，案子就散了一半。

一、魏军主任是谁

魏军主任是卓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曾审理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的起草，现为庭立方核心导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法律硕士兼职指导教师。

他的办案特点，用一句话说：他写过判决书，所以知道判决书会怎么写。一个案子在他手里，第一件事不是找辩点，是判断“如果我是承办法官，这份起诉书哪一段薄弱、合议时会被谁提出来”。这种从裁判结果往回推的能力，是审过案子的人才有的。

在卓安的团队里，他负责的是庭审策略与证据攻防这一段：哪些证据要打、哪些不必打、哪些争点在庭前会议上提、哪些留到法庭调查。他常说：辩护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说一遍，是把能赢的那一个说到法官不得不回应。

这里需要说明一句：他审理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是法官时期的审判经历，不是辩护业绩；这段经历的价值，在于他见过这类案子在合议庭里是怎么被讨论的。

二、四川本地这类案件的在地现实

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案件，数量不多，但形态很集中。四川的这类案子，多半长成下面几种样子。

（1）收钱的人与办事的人，是两个人。这是这个罪的基本结构：一个有职权的人办了事，一个没有职权的人收了钱，中间靠的是关系。家属容易误解的地方在于，以为“钱不是我收的”就能脱身，实际上钱在谁手上，恰恰是这个罪要查清的第一件事。

（2）近亲属收钱，本人说“不知情”。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收钱，本人在案发后表示不知道、没参与、钱也没花。这种辩解能不能成立，取决于三件事：钱最终去了哪里、本人有没有为请托人办过事、双方有没有就此事沟通过。只说“不知情”，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撑时，很难被采纳。

（3）离职、退休之后的“余热”。有的当事人已经离开原岗位，靠过去的关系帮人协调事情并收取费用。刑法对这个情形有专门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其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上述行为的，同样按利用影响力受贿处理。“已经不在位了”不是挡箭牌。

（4）身边人：秘书、司机、老部下、同学会。这些人不一定有职权，但在特定范围内说话管用。“关系密切人”的认定，不看称谓，看有没有共同利益、情感联结或者长期的事务往来，这一点在实务中弹性很大，也有辩护空间。

（5）中间人层层转托，钱经过好几个人的手。请托人找到 A，A 找到 B，B 再找到有职权的 C。这种多层结构里，每一层的作用不同、分得的钱不同、知道的情况也不同，责任要一层一层划，不能一锅端。

（6）办案机关先按受贿立案，再调整罪名。这类案件在侦查初期，常常以受贿罪立案，随着证据变化，才调整为利用影响力受贿，或者反过来。罪名的变动会直接影响数额标准、量刑档位与羁押期限，家属要盯住这个变化。

这六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这个罪的核心不是“收没收钱”，是“影响力从哪来、用到了哪一步”。影响力的来源、传递的路径、最终办事的人，这三段理清楚了，罪名才定得准。

三、魏军律师团队办过的相关案例

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案件，本质上是“多个人、多个环节、多个罪名”的案子。看三个魏军律师团队办的案子，主办律师是魏军。三案分别对应三件事：多罪名怎么拆、多被告怎么分、中间人怎么定位置。

案例一：L 某贪污、行贿、对单位行贿、诈骗、串通投标案——五个罪名分别评价

困境：L 某被以贪污、行贿、对单位行贿、诈骗、串通投标五个罪名一并起诉，五个罪名挤在一份起诉书里。家属的感受是“罪名越多越说不清”，也担心数罪并罚之后没有空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罪名越多，量刑叠加的可能就越大。

切入点：魏军律师团队把五个罪名拆开，逐个看构成要件与证据。第一，有没有重复评价：同一个行为被两个罪名同时使用，比如同一笔款项既算贪污又算诈骗；第二，有没有主体错位：有的罪名要求特定主体身份，当事人当时是否具备；第三，有没有数额交叉：同一笔钱在不同罪名里被重复计算。拆完之后，其中一部分指控的事实基础就松了。

结果：这类案件的法定处理方式是五个罪名分别评价、分别量刑，再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这个案子留下的经验是：一案多罪名时，把重复评价的部分、把不属于当事人的那几笔挑出来，往往比逐罪喊冤有用。

案例二：某水电站透水事故案——九人死亡，多名责任人同案受审

困境：某水电站发生透水事故，造成九人死亡、经济损失四千多万元，引发舆论关注。这类事故案件，多名责任人同案受审，责任按岗位与职权一段一段分开；当事人是事故单位的管理人员，家属担心的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人顶”。

切入点：团队把事故的责任链画成一张图：谁决策、谁审批、谁施工、谁验收、谁在事发当天值班。每个环节对应到具体的岗位职责、会议记录、签批文件与现场记录。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对哪一个环节负责，也决定了他对哪一个环节不负责。同时把事故鉴定意见的假设前提、数据来源逐项质证。

结果：魏军律师带领团队为当事人辩护，获轻判。这个案子对影响力类案件的启发是：在多层结构里，位置比态度重要，先把位置定准，再谈责任大小。

案例三：Z 某某开设赌场案——违法获利近百万，多人参与

困境：Z 某某涉嫌开设赌场，违法获利近百万。这类案件通常多人参与，出资、选址、招人、管账、分成各有人负责；家属关心的是，当事人在这条链上算哪一层，能不能争到较轻的处理。

切入点：团队把共同犯罪的分工画成一张图：谁出资、谁选址、谁招人、谁管账、谁分成。每个环节对应到具体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与同案供述。位置落在“执行”这一层，而不是决策与分成那一层，才谈得上作用较小。同时核对违法获利的计算方式：流水、抽头、实际所得是三个不同的数字，起诉时用的往往是流水。

结果：魏军律师带领团队为当事人辩护，获缓刑。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在“传话”“跑腿”“对接”这类角色身上，位置辩护往往比事实辩护更有效。

三个案子有一处共同点：辩护做的都是“定位”。在多罪名里定位行为，在多被告里定位角色，在多环节里定位责任。位置定准了，责任才有得谈。

魏军律师团队办理的案件，可以核验的还包括：L 某虚假诉讼案（缓刑）；L 某合同诈骗案（取保候审）；X 某某诈骗案（公安撤回案件）；W 某故意杀人案（带领团队辩护，不起诉）。

四、这个罪怎么辩：六问

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卷宗，核心是三条线：关系线、事项线、资金线。三条线对得上，指控就成立；对不上，就有空间。

第一问，主体：他是不是“关系密切人”。法条列举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近亲属好认定，难的是“关系密切人”：老同学、老部下、生意伙伴、同乡，算不算？实务中的判断标准，是有没有共同利益关系、情感联结或者长期的事务往来，不是看称呼，也不是看认识多久。这一处弹性很大，也值得下功夫：如果双方只是泛泛之交、平时没有往来，那么“利用影响力”这个前提就不成立。

第二问，影响力从哪来：是本人的职权，还是别人的职权。这是此罪与受贿罪的分水岭。本人有职权、直接用自己的职务行为为人办事并收钱，是受贿罪；本人有职权、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人办事，是斡旋受贿，仍然按受贿罪处理；本人没有职权，靠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去影响对方，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几条路径的罪名与量刑档位都不同，这一步定错，全案的方向就错了。

第三问，有没有“通过”：话是怎么递进去的。起诉书必须说明，请托人的事项，是通过哪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哪一个职务行为办成的。要查的是：谁找的谁、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了什么、对方为什么照办。如果办成的事与那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无关，或者对方根本不承认受过影响，“通过”这一环就断了。这一环，是这个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也是阅卷时要逐页找的地方。

多层转托的案子，要把“每一层知道什么”画出来。请托人找 A、A 找 B、B 找有职权的 C，A 可能只知道“帮个忙”，B 可能知道“要给钱”，C 可能只知道“按程序办”。三层人知道的事情不一样，责任就不一样。辩方要做的，是把当事人放在这张图上，指出他只处在哪一层、知道哪些内容，而不是笼统地承认“参与了这件事”。

第四问，谋取的是不是“不正当利益”。与行贿类犯罪一样，这个罪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规定取得的利益、要求对方违规提供帮助以获取竞争优势的，属于不正当利益；按照条件、程序本来就能办成的，不属于。在招投标、审批、验收类事项里，这一要件值得逐个核对：企业本身够不够条件、评分是否靠实力、有没有挤占他人的名额。

第五问，钱：谁收的、谁用的、知不知情。这个罪的对象是财物，收受与索取的认定，要看实际的交付与约定。约定而未实际取得的，可以主张未遂；收钱的人与实际用钱的人不一致的，要分清各自的责任；亲属收钱、本人不知情的，要拿证据支撑“不知情”：钱进了谁的账户、用在什么地方、本人有没有相应的消费与支配。空口说不知情，很难被采纳。

第六问，有没有竞合：受贿共犯、洗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实践中常见三种叠加：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财物的，按受贿罪共犯处理，这比利用影响力受贿重得多；把收来的钱通过转账、投资、购房转移的，可能另涉洗钱；名下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来源的，可能另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三个方向都要在起诉之前评估，因为它们决定的是“一罪还是数罪”。

除了这六问，还要单独看一件事：“影响力”是怎么被证明的。这个罪的主观内容，最终要靠客观行为来推定：双方的通话与见面记录、请托人的陈述、被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陈述、办事的时间顺序。这几样东西凑在一起，才能说明“影响力被使用了”。如果只有请托人的单方说法，没有见面、没有通话、没有办事的时间对应，这一环的证据就是薄的。阅卷时要把这几项按时间排开，看能不能对上。

关于数额，还有一处要说明：这个罪的三档与受贿罪一致。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对应的量刑区间分别是三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七年以上。跨过一条线，起点就变了，所以数额辩护在这里同样重要：约定未实际取得的部分、已经退还的部分、由他人占有而本人未支配的部分，都要单独主张。

这六问里，第二问与第三问是胜负手。前者决定罪名，后者决定罪与非罪。很多案子在“影响力从哪来”这一问上就已经分出结果，后面的数额与情节，是把结论做细。

五、卓安办理该类案件的核心优势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在四川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被留置，委托魏军律师辩护的优势在哪里？不看头衔，看三件事对不对得上：这类案子的核心是罪名界分与证据链，他的长项是审判视角；这类案子要在庭上打赢，他熟悉庭审的规则；这类案子要团队支撑，他背后有一个按争点分工的团队。

第一，审判视角。他在成都中院刑二庭做过副庭长，此后一直专注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领域的案件办理。一个争点在合议庭里会不会被采纳、法官会怎么回应、判决书会怎么写这一段，他有具体的判断。这种判断不能保证结果，但能避免把力气花在法官不会回应的点上。

第二，庭审规则的理解。他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的起草，对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对质程序的操作细节比较熟悉。这类案件的言词证据多、矛盾多，怎么在庭上把矛盾摆出来、怎么让证人出庭，是技术活。

第三，团队按争点分工。卓安刑事辩护委员会按罪名方向分设业务部，职务犯罪辩护部、金融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协同办案，成员包括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公诉、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公安机关经侦背景的律师，以及财税、会计专业人员。一个案子进来，先由懂侦查的人看取证，由懂公诉的人看起诉书会怎么写，由懂账的人看资金去向，三份判断合起来，才定得下争点。

第四，学术与研究的底子。他在法院系统长期做调研与写作，参与撰写《理性 实践 规则——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成都样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规程理解与适用》等著作，发表《规范化与精细化：刑事庭审改革的制度解析》《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中的对质程序研究》等论文。罪名界分这类问题，靠的是把构成要件一个一个拆开，这需要理论功底。

第五，成果可以核验。卓安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无罪化处理 500 余件，缓刑 700 余件、取保候审 700 余件。这些数字不代表个案结果，但能说明一类案子被反复办过。

第六，全国一体化办案。卓安在成都设总所，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西宁设有分所，人员与资源统一调度。这类案件的请托人、国家工作人员、资金流向常常分布在几个市州，核一条链要走完全程。

量刑协商这一段，也要提前准备。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的适用，比普通刑事案件谨慎：罪名、数额、情节都要先理清，才谈得上“认”。在罪名还可能变动的时候签具结书，等于把很有价值的一处争点让掉。团队的做法是：先把罪名界分与数额核减的意见提交上去，等承办机关的态度明确了，再谈认罪认罚与量刑建议。

六、当事人高频避坑指南：5 大常见误区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容易在几个地方集中犯错。以下五件，是反复见到的情形。

误区一：以为钱不是自己收的就没责任

这个罪查的就是“钱在谁手上、事是谁办的”。亲属收钱、本人办事，或者本人收钱、亲属传话，都可能构成。真正决定责任的是：有没有通谋、有没有传递请托、有没有实际支配这笔钱。只说“我没收”，解释不了卷宗里的资金流向。

误区二：以为退了钱、道了歉就没事

退赃是从宽情节，不是出罪事由。收受财物时犯罪已经成立，事后退还只在量刑上体现。但退的时点与方式，会影响数额认定与从宽幅度，所以退之前要先把每一笔的对应关系理清。

误区三：把“打招呼”说成“正常帮忙”

“帮朋友问一句”与“为请托人谋利”，区别在于有没有请托事项、有没有对价。一味强调“只是帮忙”，反而会忽略真正能争的点：对方有没有真的照办、办成的事与那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有没有关系。

误区四：让亲属统一口径

这类案件的证据，主要就是几个人说的话。一旦亲属之间的说法高度一致、细节完全吻合，反而会被认为串通。如实说各自知道的部分，比统一版本有用。

误区五：只争罪名，不管财产

这类案件往往同时查封房产、冻结账户，登记在配偶、子女名下的财产也在查封范围内。哪些是涉案财物、哪些是家庭合法财产、份额怎么主张，要在起诉之前提出异议并附权属与出资材料。财产问题拖到执行阶段，空间就很小了。

七、当事人常会追问的问题

问题一：卓安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西宁设有分所。总所与各分所统一承接案件、统一排班，异地当事人可以就近面谈，也可以先电话沟通再安排行程。

问题二：怎么联系、怎么预约？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预约时可以先说明涉嫌罪名、办案机关、当事人的身份与职务、目前是留置还是已移送审查起诉，便于安排熟悉职务犯罪审判逻辑的律师接待。

问题三：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问题四：利用影响力受贿与受贿罪，到底差在哪里？

差在三处：主体、影响力来源、量刑。主体上，受贿罪要求本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不要求；影响力来源上，受贿用的是自己的职权，利用影响力受贿用的是与有职权者的关系；量刑上，利用影响力受贿最高档是七年以上，受贿罪在数额特别巨大时可以到无期。所以罪名之争，往往就是量刑之争，这一步必须在起诉之前争，判了之后再改，难度很大。

问题五：人已经留置了，还有没有必要请律师？

有必要，但要说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留置期间律师不能会见，能做的是：帮家属整理材料、判断案件的定性与可能的争点、跟踪留置期限与移送节点、准备移送后的阅卷与会见方案。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律师可以阅卷、会见、提交书面意见，那一段才是实质辩护的开始。反过来，如果家属在留置期间乱找人、乱传话，反而会把后面的空间挤掉。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被监察机关留置后如何应对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名如何界分，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与沉淀

一、办案规模与案件类型

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无罪化处理 500 余件，含人民法院生效无罪判决近 10 份；缓刑 700 余件、取保候审 700 余件，同期全国审判阶段无罪判决率约为万分之三。

案件涵盖贪污、受贿、单位行贿、行贿、对单位行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罪名；涉案主体从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到村居两委成员、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企业实际控制人与董监高，覆盖各层级。

二、专业出版与研究

围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监察机关的运行机制、律师辩护、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

围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关系密切人”的认定、影响力与职权的区分开展专项研究，并就受贿罪、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三者的罪名界分形成办案指引。

出版《理性 实践 规则——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成都样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规程理解与适用》《试点经验与规则构建：刑事人证法庭调查改革评析》，发表《规范化与精细化：刑事庭审改革的制度解析》《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中的对质程序研究》等论文。

三、团队构成与专业分工

职务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的办案与研究团队，会同金融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涉税与走私犯罪辩护部协同办案，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公诉、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原公安机关经侦背景的律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与财税、会计专业人员组成。

主要职能包括：围绕主体身份、职务便利、谋利事项与财物的对应关系逐项审查证据，区分人情往来、借贷、投资收益与贿赂款；对单位意志的形成过程、款项的财务走账与利益归属逐笔核对，论证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核减涉案金额、纠正审计口径，甄别既遂与未遂、共同犯罪中的分配数额；论证自首、坦白、立功、退赃退赔、被索贿等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审查留置与侦查阶段的取证程序，就同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言词证据之间的矛盾依法提出意见；甄别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为配偶、案外人财产与企业经营性资产提出异议并申请解封；在监察调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提交不构成犯罪、罪名变更与罪轻的法律意见；编写办案实务手册与培训课程，输出职务犯罪的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

核心成员：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带领团队办理职务犯罪案件 600 余件；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熟悉职务犯罪的侦查思路与证据标准；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经办经济犯罪案件 500 余件，擅长罪名变更与涉案金额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