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辩护中的关键判断:从案件性质到社会危害性的重新审视
在我们办理的众多刑事案件中,职务相关犯罪往往呈现出复杂而微妙的法律边界。尤其在当前强调“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政策背景下,如何精准把握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成为决定当事人命运的关键。我们始终认为,不能简单以“涉案金额”或“行为形式”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而应深入探究行为动机、实际后果及行为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地位。这一点,在我们代理的几起不起诉案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伪造印章与买卖证件:表面违法背后的实质无害
以一起发生在天津的伪造事业单位印章案为例,当事人在校期间通过网络制作并出售虚假高校走读证明,获利仅1450元。从形式上看,其行为确实触碰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关于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红线。但如果我们仅停留于条文表面,就可能忽略一个关键事实:该行为并未对高校管理秩序造成实质性破坏,也未引发任何公共安全或社会信任危机。张烜墚律师在接手此案后,立即组织团队从行为目的、后果影响、主观恶性三个维度展开论证,最终成功说服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另一起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当事人作为连锁药房行政经理,按公司负责人指示为员工代办药师职称证件,累计办理三十余套。表面上看,这似乎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但我们深入分析后发现:涉事药店本身资质齐全、经营合规,所涉证件仅用于内部审核材料,并未用于非法经营或危害药品安全。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仅执行辅助性工作,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基于这些事实,我们提出了“社会危害性极低、主观恶性轻微”的辩护观点,最终也获得了不起诉的结果。
认罪认罚并非终点:二审无罪的可能性与路径
很多人误以为一旦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案件就已尘埃落定。但我们的实践表明,即便在一审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二审仍有可能实现无罪改判。李某敲诈勒索案就是典型案例。该案中,李某因隐私被偷拍而向对方索要小额款项,一审阶段因心理压力选择认罪认罚。然而,我们接手二审后敏锐地发现:赵某在交往中虚构身份、伪造转账截图,并在李某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偷拍隐私视频,其行为已构成对李某人格权的严重侵害。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核心辩护观点:李某的行为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敲诈勒索,而是对侵权行为的一种不当但可理解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其索要的金额(如520元、1314元)具有明显的情感象征意义,而非勒索财物。这一辩护思路最终被二审法院采纳,李某被改判无罪。该案后来获评2022年度“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充分说明司法实践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并未因认罪认罚程序而终止。
从犯地位与社会危害性:不起诉的核心考量因素
回顾上述案例,我们总结出职务相关犯罪辩护的两个关键突破口:一是行为人在案件中的实际地位,二是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在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我们重点强调当事人“全程听从公司负责人安排”“非主导者、组织者”,依法应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法定情节为不起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同时,我们始终坚持“实质危害评估”原则。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而非机械适用条文。如果某一行为虽具形式违法性,但未造成实际损害,甚至未引发任何负面后果,那么动用刑事手段就显得过于严厉。正如伪造印章案所示,当事人行为未影响高校正常管理,也未导致他人受骗受损,其社会危害性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与理性。
对涉案当事人的几点建议
对于面临类似指控的当事人,我们建议首先保持冷静,避免因恐慌而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其次,应尽早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这两个阶段是争取不起诉或轻罪处理的黄金窗口期。再次,务必如实向律师陈述全部事实,包括对自己不利的情节,唯有如此,律师才能制定最有效的辩护策略。最后,不要轻信“认罪就能轻判”的简单逻辑,而应结合案件实质进行专业判断。
结语:刑事辩护的核心是还原事实本质
张烜墚律师始终认为,刑事辩护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技巧或话术,而在于能否帮助司法机关看清案件的本质。无论是伪造印章、买卖证件,还是被误认为敲诈勒索的行为,其背后往往都有复杂的情境和动机。我们的职责,就是透过法律条文的表象,揭示行为的真实性质,防止无辜者被错误定罪。在当前强调“宽严相济”“少捕慎诉”的司法环境下,这种基于事实与法理的深度辩护,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可能获得积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