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上诉人尹某因与被上诉人南京X长毛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原审被告沈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X区人民法院（X6）苏0115民初2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X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X7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龙，被上诉人X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勇、孙婷婷，原审被告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晓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X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X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对账单中虽加盖了南京锐X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X公司）的公章及沈某的签字痕迹，但并未确认尹某、沈某有任何欠款，一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确认尹某、沈某与X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把“广州办”欠款认定为尹某、沈某的债务，系事实认定错误；2.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记载内容亦无法确认，沈某、尹某亦不予认可，证据的来源、形成均存在疑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尹某并未在对账单中签字，X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尹某签名，亦未记载尹某欠款的事实，故一审判决尹某承担责任没有事实根据；4.X公司广州办是客观存在的，X公司内部人员对此均知晓，且该公司副董事长沈某还曾为“广州办”拨付房租，故对账单系X公司作为总公司与其下属广州办进行的内部对账，与沈某、尹某无关；5.尹某曾在一审中提出过管辖异议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径行裁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被上诉人X公司辩称：1.“广州办”未依法在工商部门进行过登记，并非X公司内设机构，而是沈某以“广州办”的名义与X公司进行交易，沈某亦非X公司的员工；2.对账单是X公司与尹某、沈某就双方服装面料采购事宜进行的往来对账，足以证明沈某、尹某是买卖合同相对方；3.对账单并非复印件，而是传真件，锐X公司的公章亦为原件，具有证明效力；4.X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沈某、尹某作为锐X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未能依法进行清算，并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了注销登记，故X公司有权要求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5.一审程序不存在任何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沈某述称，一审判决存在如下事实认定错误：1.沈某受X公司委派，以“广州办”名义在广州经营，沈某、尹某与X公司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讼争货款的支付方应为“广州办”；2.对账单中所载沈某个人欠款X0050元，已于2009年偿还，故沈某个人未再欠付X公司款项；3.尹某、锐X公司虽与X公司存在资金往来，但不能因此证明沈某、尹某两人与X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4.沈某亲自向一审法院邮寄管辖异议申请，后一审法院告知管辖异议已过答辩期。

本院二审期间，尹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X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付款申请单、公证书、沈某与沈某共有房产证明及沈某出具给沈某的授权委托书、沈某香港居民身份证等，拟证明沈某与X公司副董事长沈某系姐弟关系，“广州办”正是基于上述关系由沈某担任负责人，“广州办”系X公司内设机构；2.（X6）苏0115民初第2142号一案传票一份，该案所涉被告为沈某与锐X公司，两案基于同一事实，拟证明X公司讼争纠纷前后陈述不一致；3.（X6）粤0605民初X54号民事判决及生效证明、仲裁通知书及仲裁申请书，拟证明尹某与沈某现已离异，而沈某消极处理自己债务，致使夫妻共同财产因沈某提起诉讼而查封；4.X公司广州办公文纸，拟证明X公司广州办是事实存在的，所载地址系“广州办”的经营地；5.南京X宁毛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宁公司）及其广州办事处的工商登记信息、上海X长毛绒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商标图案等，拟证明X宁公司与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同，即两公司本质上为同一公司，而沈某曾安排沈某担任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负责人，故对账单上的“广州办”系指向X公司办事处或X宁公司办事处，而非尹某、沈某两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6.电子邮件多份，拟证明沈某对于尚X公司、尹某与X公司间往来是明确区分的，不存在与“广州办”混同；7.租赁合同、水电费发票、报警回执、房产证、学费发票等，拟证明一审送达传票地址（南京市X区秣陵街道公寓东区X幢X室）并非尹某经常居住地，其与沈某已长期分居。被上诉人X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中付款申请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工商登记资料及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X公司确实基于沈某与沈某亲属关系才发生业务往来；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案已依法撤诉；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X宁公司与X公司系两个独立法人，且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已于2002年5月11日停止营业，故讼争交易对象不可能是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所载内容与本案无关，且不能达尹某的证明目的；证据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审被告沈某质证: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5中工商登记显示X宁公司与X公司系两个独立法人，且X宁公司早已注销，案涉对账单所涉“广州办”应为X公司广州办，证据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X公司二审期间提交X宁公司及其广州办事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X宁公司已于2005年12月31日注销，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营业期限至2002年5月11日，案涉对账单中“广州办”并非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上诉人尹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原审被告沈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尹某提交的证据1中付款申请单系复印件，X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对付款申请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2所涉案件已依法撤诉，证据3中仲裁案件申请人并非沈某，故两证据均不能达其证明目的；证据4无证据证明系由X公司授权印证的公文纸，且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工商登记信息显示X宁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住所地均与X公司不同，X宁公司已于2005年12月31日注销，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经营期限亦于2002年5月11日届满，故不能据此认定X宁公司与X公司系同一公司，亦不能证明案涉对账单所载“广州办”系X宁公司广州办事处；证据6、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上诉人X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将在后文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2016年3月14日，一审法院以“南京市X区秣陵街道湖滨区公寓Y-X幢X室”为地址，向尹某、沈某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材料，其中应诉通知书载明：“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天内提出答辩状”，EMS投递单显示：“X6年3月16日，本人收”。尹某、沈某于X6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管辖异议申请。一审法院分别于X6年5月23日、7月19日、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尹某、沈某一审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均参加了庭审，并进行了实体答辩，亦未就管辖异议超出答辩期提出异议。二审中，尹某出具说明称，若本案能够实体上支持其上诉请求，其放弃关于一审程序上管辖权异议方面的上诉意见。

2016年12月13日，尹某以其与沈某感情破裂为由，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尹某在该案中陈述，婚后初期双方共同经营生意，自2006年开始，沈某就再没有管理生意上的事情，由尹某一人在打理。X7年5月X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判决：尹某与沈某离婚，该判决于X7年6月8日生效。

以上事实由庭审笔录、（X6）粤0605民初X54号民事判决在卷为证。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2.讼争货款的付款义务人的认定。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答辩状期间内提出。本案中，一审法院向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的尹某、沈某送达诉讼材料，并由“本人”于X6年3月16日签收，后两人委托了同一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故尹某、沈某的答辩期应自X6年3月17日起算。尹某、沈某于X6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邮寄管辖异议申请时，已超过答辩期，故一审法院未就此再作审查，并无不当。另尹某、沈某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多次参加了一审庭审，均作出了实体答辩，未再提出管辖异议，且两人经一审法院传唤拒绝亲自到庭说明相关情况，故尹某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尹某、沈某为讼争货款的付款义务人，并无不当。另尹某在本案称，讼争交易均由沈某实际操作，其并不知情，锐X公司亦由沈某实际控制，该陈述明显与其在离婚诉讼中所述“自2006年开始，沈某就再没有管理生意上的事情，由尹某一人在打理”相互矛盾，故尹某主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尹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