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嚼故事中的法律本质

　　法学教育需有“人文的熏陶和濡染”，其实人文精神本就是法律的本质。
       本书是被誉为“法律文化论的开创者”梁治平的随笔集，书中记录了他参与两件国际公约的制定，目睹和亲历国际法律制造机器的运作过程；讲述了名誉权案、流浪法庭案、虐猫案等诸多案例在法庭幕前幕后的法律展演，对于隐藏在法律仪式后面的社会规范，以及促成这种规范的观念、思潮和行动有极为细致的观察。
       如同以往的那些法律随笔集，梁治平的文字总是显得特别平易近人，即便是解读那些看似干涩的法理，他总是丝丝入扣，读者不致背上沉重的阅读包袱。比如置身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一开始很难理解在台湾司法审判中并不鲜见的“漫漫征途”。
      “1974年遭起诉的‘华定国弑母案’，历时11年，经历了‘更十八审’方才定案”，前后经手数十位法官。据了解，“1966年至2005年，四十年间，台湾司法审判耗时超过十年的案件计有28件”。梁治平一开始从我们的常识思维去铺陈这些事实，以我们习惯性的审判“效率”思维去质疑这些现象。不过，随着对案件事实与审判过程“故事”信息的逐次披露，读者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尽管在法律界有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之说，但正义的姗姗来迟，总比没有实现正义更优。从这一层面看，追求正义永远应成为法律的最大主题，哪怕时间再长。
       不过，法律正义的实现也并非完全拒绝效率，事实上在许多时候效率还显得特别重要。在十多年前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一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时，梁治平亲身感受到什么才叫“快刀斩乱麻”。面对各国的不同意见建议，大会既给予各国充分酝酿和发表见解的时间，但最终真正归集到表决的问题却仅仅选择几个关键性的重点条款。尽管这样依旧难免一番唇枪舌剑，但效率显然比“全面撒网”要高得多。
       本书中，梁治平重点关注了晚清颇具影响的“苏报案”。就此案，梁治平以法律视角巧加解读。虽然晚清“划定了中外各国于特定地域及事项上的司法管辖范围”，“对缔约双方均有约束力”，但在“苏报案”中处处可见“列强”的刁难与越权。有道是：弱国无外交。
      在本书开篇《洞穴奇案的法理学思考》一文中，梁治平引用了著名法学家朗·富勒杜撰的一个堪称经典的法学故事：当五名山洞探险者因山崩被困于山洞时，面对营救工作进展的缓慢，为了活命，五人以抽签方式决定杀死一人，从而“成为同伴的救命粮食”。但其他四人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却给法学界出了一道大难题——面对“只死一人”还是“同归于尽”的选项倍感纠结。
       事实上，即便现在我们去研判这起案例，依然难免从感情上倾向于“以最小牺牲代价，去换取更多的生命”。这一“划算”选择实际忽略了一个法律前提，那便是“如果没有人主动牺牲，谁也没有权利去杀害不愿牺牲的人。这既是法律的规定，也是道德的要求”。也就是讲，如果从个人权利角度去分析本案，我们不难作出合乎法律精神的结论。问题是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会陷进这样的困惑，那就是在主观上将自己摆进了“幸存者”的位置，忽视了“牺牲者”的合法权利。
       梁治平在本书序言中写道，“要认识法律的真相，必须了解法律后面的故事。法律后面的故事，其实就是法律的故事”。梁治平笔下的这些故事不仅鲜活生动，更重要一点在于，他通过这些故事，在字里行间融入了法律的精髓与本质。也许读者依旧无法从法律角度准确地分析案例，但从这些故事中可以明白这样一些道理：法律的效率往往体现在起草、讨论等宏观层面，一旦涉及具体对象，则当穷尽努力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能否得到有效践行，光有法律还不行，还必需剥离“列强”干预这样的“体外环境”；法律的正义绝非简单数学公式，而是每一个个体权利充分尊重的总值……
       还有一句话特别喜欢，那就是法学教育需有“人文的熏陶和濡染”。其实人文精神本就是法律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