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系成都某建工公司员工。2014年12月19日，建工总公司承建的泰达时代中心工程施工现场，刘某与塔吊指挥人员刘某某商议使用塔吊机吊运建筑材料过程中，两人发生争执并相互斗殴，后刘某某用匕首将刘某眼部刺伤。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断为：左眼球破裂伤。

刘某某故意伤害案经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以刘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判决载明“……本院认为，刘某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二人先因口角发生纠纷，后刘某某返回寝室拿出折叠刀对刘伟进行报复性伤害，刘某对伤害后果的发生并无过错……”。

2015年7月15日，成都市人社局根据刘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4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某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建工总公司向四川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2月9日，省人社厅作出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刘某受伤系与他人口角之争后产生的恩怨所致，其受伤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之规定，决定“撤销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刘某不服，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暴力伤害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受到他人故意伤害所致，应当认定工伤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5）成行初字第834号行政判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刘某所受暴力伤害系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受到他人故意伤害所致，符合上述规定，应当认定工伤。省人社厅辩称上述暴力伤害系“私人恩怨”导致缺乏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综上，判决撤销省人社厅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省人社厅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刘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省人社厅、建工总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暴力伤害的直接原因是其与刘原栋发生冲突后的个人暴力侵害行为，与其从事的本职工作和应履行的工作职责无直接关联，不是工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川行终665号行政判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本案中，刘伟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刘某某暴力伤害致伤，刘某与刘某某之间的纠纷虽然起因于工作，但该暴力伤害的直接原因是其与刘某某发生冲突后的个人暴力侵害行为，与其从事的本职工作和应履行的工作职责无直接关联。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否则劳动者的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因此，成都市人社局认定刘某所受伤害构成工伤显然不当。省人社厅依据建工总公司的申请，作出撤销成都市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判决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行初字第834号行政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刘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刘某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因此是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6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因此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关于刘某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的问题。

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

刘某与刘某某在涉案纠纷发生前并不认识，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刘某在工作中需使用塔吊机吊运钢材，在催促过程中与塔吊指挥人员刘原栋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打斗未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刘某某为报复刘某返回宿舍取刀后将其刺伤。

从伤害事件发生的初始因素来看，刘某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虽然刘某处理工作纠纷的方式方法欠妥，但从客观行为上看刘某在经过第一次打斗后并无与刘某某继续争执的相关表现，其自述找刘某某的目的是配合其完成工作任务，说明刘某始终具有完成工作职责的主观意愿。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刘某某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某受伤，且前后两次争执打斗时间连续、地点均在工作场所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刘某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某某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某某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某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某某刺伤刘某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某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

（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职工之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争议时未能正确处理纠纷，甚至存在行为不当情形时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正如二审法院所言，因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但二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该认定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过于严苛。

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某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述事实表明，刘某对于暴力侵害行为的后果并无明显过错。

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确有一定过错，但刘某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况且二被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系因涉案工作纠纷之外的其他个人恩怨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

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本款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综上，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665号行政判决；二、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行初字第834号行政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