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一、从5716元到25万元：一起“未尸检”案件的二审翻盘
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患方最不愿面对的困境有二：一是患者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死因无法通过鉴定直接查明；二是鉴定意见使用模糊表述，只肯承认医方过错与患者“病情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拒绝直接将过错与“死亡”结果挂钩。本案一审法院正是被这两道难题困住，仅判令医院赔偿患方5716元，几乎驳回了一位母亲痛失双胎之一后全部的诉讼请求。
然而，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患方律师刘荣广律师的核心代理意见，撤销一审判决，改判A医院赔偿患方各项损失共25万元，赔偿数额整整提高了四十倍。
二、案情回放：一条小生命的短暂四十八小时
12月13日23时许，怀有双胞胎的宋某因临产需要，由外院紧急转院至A医院妇儿产科待产。入院时，宋某已属晚孕、双胎、胎位不正且存在脐带绕颈情形，生产方式本应被高度审慎评估。
12月14日0时45分，医方先行阴道助娩出一名活男婴（即“大双”）；但直到1小时后的1时34分，医方才因小双无法经阴道娩出，紧急改行剖宫产术，剖宫产出另一名活男婴（即“小双”）。小双娩出后即被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并迅速出现多器官功能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新生儿休克、新生儿肺炎并肺出血以及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等危重病症，于3时整被转入新生儿科抢救。
入院当日3时32分、9时17分，医方两次向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12月15日，在医院告知救治希望渺茫后，家属选择放弃进一步有创治疗，小双于当日死亡。从娩出到死亡，这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停留了不到四十八小时。令家属难以接受的是，医方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第二产程中，未能及时识别胎位异常与脐带绕颈的致命风险、未能尽早实施剖宫产，最终导致小双在宫内长时间缺氧、娩出后重度窒息。
三、一审受挫：一份“不能鉴定”带来的绝境
家属首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就A医院对小双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却让案件陷入僵局：“医院的过错行为可以鉴定，但过错行为与小双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鉴定”。
医方立即抓住这一结论展开抗辩：第一，小双出生即患严重疾病，经救治无效后家属放弃治疗出院，出院后才死亡，未行尸体解剖，不能排除其他死因；第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证明医院诊疗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患方；第三，因果关系无法鉴定，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患方承担。
患方被迫撤回第一次起诉。仅一个月后，家属再次起诉并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2019年11月27日，该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A医院对小双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过错，过错为“对小双的抢救不规范”；该过错与小双的“病情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承担20%—40%的过错责任。
然而，一审法院再次陷入了与第一次几乎相同的逻辑：既然昆明医科大学已经表示“过错与死亡之间因果关系不能鉴定”，患方又未能举证证明医方过错直接导致小双死亡，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最终仅认定医院承担30%过错责任，支持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合计19053.52元的30%，即5716元；而对家属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审全部驳回。案件受理费6500元，患方竟要负担3200元。
四、二审翻盘：患方代理律师的三步关键棋
（一）程序之棋：果断撤诉、重新鉴定，换一份“会说话”的鉴定意见
第一次诉讼中，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对患方极为不利。代理律师敏锐地意识到：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鉴定意见往往决定案件走向，一份回避关键问题的鉴定意见，比没有鉴定意见更糟糕——它会被医方反复引用，成为驳回患方全部死亡赔偿请求的“挡箭牌”。因此，律师建议家属先撤诉、再起诉，通过重新委托鉴定机构，争取一份能够正面评价“过错—损害—因果关系”链条的鉴定意见。
事实证明这一步棋至关重要：司法鉴定中心不仅明确认定医方“抢救不规范”存在过错，还首次使用了“过错与病情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表述，并给出20%—40%的责任比例区间，为二审翻盘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鉴定证据基础。
（二）解释之棋：“病情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小双的死亡
一审判决机械地将“病情发展”与“死亡”割裂开来，认为鉴定中心只肯说过错与“病情发展”有关，而上一家鉴定中心已经明确“过错与死亡之间不能鉴定”，故死亡赔偿金等死亡相关损失不应支持。
刘荣广律师在二审中提出了一个朴素却极具穿透力的法律解释意见：本案中，小双于12月14日1时34分娩出后，即在A医院接受连续救治，病情持续恶化，最终于12月15日死亡。从娩出、抢救到死亡，是一个时间连续、病因连续、救治主体连续的完整过程；小双死亡之前，除其娩出时自身体质和A医院的诊疗行为外，并无任何其他介入因素。所谓“病情发展”，绝不是与“死亡”无关的中性概念——病情发展的最终结局就是死亡。鉴定中心既已认定医方抢救不规范的过错与病情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等于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过错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
这一解释得到了二审法院完全采纳。二审判决书写道：“伴随病情发展的前述时间连续，小双病情发展最终结果为死亡。在小双死亡前，除其娩出时自身体质和A医院对其诊疗行为外，并无其他介入因素，前一鉴定中心的情况说明也未明确A医院对小双的诊疗过错与小双的死亡无关联。”这一认定，直接打通了从“抢救不规范”到“死亡赔偿金”之间的法律通道。
（三）举证之棋：未尸检不是医方的免责金牌
医方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始终强调：小双未行尸体解剖，死因不明，不能排除其他死因，故不应承担死亡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事实上也接受了这一逻辑，将死因不明的不利后果分配给了患方。
刘荣广律师在二审中明确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患者依据《民法典》第1218条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仅需提交在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即可；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民法典》规定的免责情形（即患者一方不配合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已尽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换言之，“未尸检”本身并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医方若想以“死因不明、不能排除其他原因”为由免责，就必须举证证明本案存在《民法典》规定的三种法定情形之一，而不能仅仅以“鉴定机构说不能鉴定”作为挡箭牌。本案中，A医院自始至终未能举证证明家属存在不配合诊疗、抢救人员已尽合理诊疗义务，或小双所患疾病在当时医疗水平下确属无法救治；相反，鉴定中心已明确认定其“抢救不规范”。
二审法院明确表示：A医院主张不承担小双死亡的赔偿责任，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具有《民法典》规定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这一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关键扭转，彻底打破了医方“未尸检即无责”的抗辩逻辑，成为二审改判的决定性法律依据。
五、二审判决：死亡赔偿金全额纳入赔偿基数
综合全案证据，二审法院最终确定由A医院对小双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除一审已支持的医疗费6905.52元、护理费4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交通费及食宿费2000元、鉴定费9500元合计19053.52元之外，二审另项支持死亡赔偿金669760元（按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年×20年计算）、丧葬费52038.5元。
按30%责任比例计算，A医院应赔偿患方物质损失25万元；另结合侵权情节、损害后果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二审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25万元。从一审的5716元到二审的25万元，数字的跨越背后，是法律解释的胜利、举证责任规则的胜利，更是代理律师在绝境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鉴定措辞、不放弃任何一次重新鉴定机会的专业坚持。
六、办案启示：医疗纠纷患方维权的三点心得
其一，鉴定意见是医疗纠纷案件的“主战场”，但绝不是唯一战场。当首次鉴定陷入“过错与死亡因果关系无法鉴定”的僵局时，代理律师应当勇于通过撤诉、重新鉴定等程序手段，争取一份能够正面回应核心争议的新鉴定意见，而不是被一份不利的“情况说明”锁死在一审框架内。
其二，鉴定意见中的模糊措辞，往往正是翻盘的突破口。本案中“病情发展”四个字，经过严谨的法律解释——时间连续、病因连续、无介入因素、最终结果就是死亡——成功与“死亡”这一损害后果完成了法律对接。患方代理律师应当像研读合同条款一样研读鉴定意见，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被做出有利解释的表述。
其三，举证责任分配是医疗纠纷案件中常被忽视的“隐形战场”。患方的初步举证责任仅限于“就诊事实+损害后果”；一旦医方主张免责，举证责任即转移至医方一侧。刘荣广律师应当熟练运用上述司法解释第四条及《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主动将“未尸检、死因不明”的举证压力回置于医方，而不是被动承担“证明医院过错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全部责任。
一条逝去的小生命无法复活，但一份公正的二审判决，至少让痛失孩子的父母得到了应有的说法，也让医院为其抢救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正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律师职业价值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