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该有固定的标准

  2019年  1月7日上午，刘忠林在其国家赔偿案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前往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国家赔偿决定书。刘忠林共计获得国家赔偿460万元，其中精神抚慰金1975551.42元。查询公开报道发现，该赔偿决定中的197万多元精神抚慰金，创下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数额纪录，此前最高的是聂树斌案获得的130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创新高，既是对蒙冤者人身自由的尊重，又是国家赔偿应有的担当，彰显了法治的进步。

    尽管失去的人身自由不可追，但正义当可待。依法对冤错案的当事人予以包括精神抚慰金在内的国家赔偿，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此前，囿于立法的局限，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一直较低。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抚慰金数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对于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蒙冤者而言，即使给予再高的精神抚慰金，因为失去的人身自由不能回还，也不能抚平其精神创伤。因此，切实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标准，既是顺应民意的必然之举，又是保障公民人权的客观要求。

    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司法机关在依法纠错冤案时，开始了对精神抚慰金国家赔偿标准的突破实践。前几年获赔的张氏叔侄案、念斌案、陈满案、许金龙案等，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均远高于“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标准。此次刘忠林案的精神抚慰金赔偿额达到197万元，显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当然，此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从这些不幸的案例中汲取借鉴，最终更有效地让精神抚慰金抚平蒙冤者及其亲属的精神创伤。随着法治的进步，通过确立等额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基本原则，也就势在必行。因此，只有补足立法的短板，提高精神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标准，给蒙冤者及其亲属以足额的赔偿，才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才能体现出司法对冤案应有的担当。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更有效惩戒、震慑致使冤错案件发生的枉法违法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精神抚慰金国家赔偿的法治潜能。